双重文化身份下的原乡书写
——评北乔散文集《远道而来》

○晏杰雄 曾楚乔

新世纪以来，“文化散文热”的降温及中国文化语境的改变，推动散文创作进入了多元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经历了全媒体时代的探索，散文创作也偶有具备影响力的潮流出现。“‘新文化大散文’及‘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促使当代散文格局发生了新变。”[1]祝勇、穆涛为代表的“新文化大散文”写作，突破流行的散文创作方法，以自由创作的态度开展综合性的散文写作，摆脱模式化写作回归散文“散”的本性。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栏目，推出《瞻对》《中国在梁庄》等一系列作品，强调写作者的在场，主张进入生活及历史的细部和深处，切中了散文介入现实的创作需求，这股文学热潮也迅速扩展到散文创作中。“新文化大散文”和“非虚构”散文都称得上对“文化散文”的破体，北乔散文集《远道而来》在吸纳“新文化大散文”综合写作及“非虚构”在场性写作的基础上，秉持忠实生活本身、洞悉文化真相的写作理念，开出了一条非极致化写作之路。

《远道而来》收录了北乔客居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时创作的散文。因临潭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文化传统——地处高原却浸染江淮文化，对生长在江南地区的北乔来说，既带着熟悉的江南色彩，又伴随着全然陌生的高原风物。这让北乔在刻画临潭时，既能与其精神之源共振，又保留着外来者的清醒，以自身独特的文学气质跳出历史叙事的宏大陷阱。以自由的姿态，凭借个体的经验进入日常生活的细部与深处，进入历史的缝隙末微之处，进行有温度的书写，发掘历史和生活的本相。当下某些流行散文呈小说化、戏剧化倾向，它们往往在一个极端化、高度浓缩的空间里展示人的痛苦与黑暗，实际上是抽离生活，消解了日常生活细小的美好，以营造打击读者感官的锐利心理反应。北乔的非极致化写作让散文回到本身，参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文学真正回到人的状态，让人在巨大的困境中依然能看到光亮。同时，在日常维度上回归文化母体，对高原文化进行凝视与对话，发掘自已和临潭共同拥有的文化基因。

一、“高原上的小平原”之双重文化镜像

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近经验”针对文化土著而言，“他可以自然地、不费吹灰之力地用于说明他和他的同伴看到、感受到、想到、想象到……的是什么东西的那些概念”[2]。而“远经验”则就行业内的专家而言，“用来达成其科学上的、哲学上的和实践上的目的的那些概念”[3]。简单来说，对于本民族文化土著而言，长期浸淫于本土文化使他们对于该种文化有天然的熟识感，在群体间形成某种共有的默契，能够以亲历者的“近经验”对该种文化的生活方式做出恰当阐释。其他文化背景的研究者，是以第三视角站在一旁观看的人，难以进入文化土著所感知到的世界。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该文化的“近经验”概念融合自己的理解后，联结到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特征塑造出“远经验”概念。细读《远道而来》可以发现，北乔在进入临潭时持有的文化身份，不单是只以“远经验”观察的外来者，同时也是对当地文化怀以天然亲近感的本地土著，北乔同时以“近经验”和“远经验”两种文化理解视角在介入临潭。

北乔出生于江苏盐城东台市朱湾村，文化生命的主要来源是江南地区的江淮文化。带有神秘色彩的高原文化，不在其了解范围之内。他进入临潭首先依据的是非文化土著的“远经验”方式。对于本地人来说，“海拔”是他们熟悉的“近经验”概念，临潭两三千米的“海拔”已经与它所传达的现实紧密自然地贴合在一起。“海拔”是临潭人难以觉察的日常基石，在高原上下移动，对于临潭人来说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自然。对于初到高原的北乔，近三千米的海拔生活超出了他此前的人生经验。在他接受的文化近经验中，“海拔”一词是缺失的，临潭的“海拔”是北乔只能依靠抽象的感知来描绘的“远经验”概念。《远道而来》的多个篇幅都提到海拔带来的影响，散文中对海拔的时刻敏感关注也是对北乔外来者身份的强化。初到临潭他常有看海拔变化的习惯，“我就是一个具有生命特征的海拔计量仪。风景、方向、天色，在我面前黯然失色，我的生活完全被海拔左右”[4]。北乔出身军旅，曾计划到高原上参加强化训练，在抵达高原后恐惧海拔不敢贸然运动；对海拔下意识的防备，让他能察觉临潭与合作市之间一两百米的海拔差。正因为异乡者的身份带来的陌生，“海拔”给散文带来了更敏锐视角，去发掘被本地人的“近经验”埋没的世情。当地人虽然漠视高原海拔的影响，但十分关心客人的感受，这是以外来者的视角才能发现的高原温情；来高原仅仅三个月，北乔的两鬓就长出了白发，失眠更是习惯到已不成困扰，外地同事也有血压升高、痛风等身体问题，海拔的高度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侵害着人的身体，这对本地人来说已习以为常。北乔在高原上学着放慢生活节奏，一切行动皆慢了下来，这是临潭的高原文化对北乔持有的沿海文化的“涵化”。“‘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和结果”[5]。属于不同文化的个体在进入集体性的直接接触后，会促使其原有的文化形式发生变迁。涵化现象对迁入文化来说，是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过程，是两种文化形态相互适应的过程。《远道而来》中调整生活节奏的情节，正是北乔怀有的江南文化进入高原后发生的涵化现象。高原迫使外来者随着它的律动调整生活的节奏，以“海拔”作为无形的推手同化着外来者。对于本地土著来说，海拔以及与其并发的种种现象，作为“近经验”已经习惯被动地承受。对于外来者北乔，“海拔”属于人生概念的“远经验”范畴，他主动选择与临潭“海拔”造就的现实共处，从而有了重新发现“高原”海拔的新契机。

在“海拔”的高压下，作者意外与临潭的文化血脉相通了。《远道而来》中《重逢》一篇是富有象征意味的，北乔与整个临潭的相遇都能用“重逢”来概括。这既与临潭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在动辄三四千米海拔的高原地带，临潭县的平均海拔只有两千多米，可以称得上是高原上的小平原。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临潭除了浓厚的高原地域文化外，还在历史的变迁中继承了江淮文化。临潭的江淮遗风没有作为文物丧失活力，而是真切地融入了日常里，这在无形中与北乔的精神之源产生共振。临潭的江淮文化随数千年前内迁西北的移民一同移居高原，是江南文化在迁徙过程中形成的异地变体。江淮元素包含在临潭的高原气韵中，与北乔熟识的江淮文化“近经验”实现接轨。在《远道而来》中北乔凭借对江淮文化的“近经验”从内部视角感知临潭、贴近高原。

临潭的江淮文化底色，在高原与北乔之间搭建起精神联结的桥梁。北乔常由临潭的大街小巷回想起故乡风物，这与临潭建筑中的江淮风有着莫大的关联。布鲁诺·赛维说：“建筑就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自传。”[6]城市的建筑风格是文化内蕴的外在体现，风格的形成不是建筑元素的简单组合相加，而在文化审美的指导下寻求外化形式。对于文化土著而言，即便面对不同形制的具体建筑，也能一眼辨别出独属自身的文化风格。因为长期在文化熏染下被赋予的“近经验”，不需繁杂专业的语言来解释说明，文化基因会自主地受到同源体的吸引。得益于对江淮风格的“近经验”，北乔以当地土著的身份自然地受到临潭的江淮风格建筑的吸引。干沟儿河旁白墙青瓦的房子、西大街仿江淮风格的商铺以及大坡桥伫立的马头墙，都是建筑中孕育着的江淮气质，“小小的门楼，青砖砌出向外挑的檐脚，顶上覆瓦，刻有花鸟鱼虫”[7]，寻常人家的住宅也能在细节中发现江淮文化的元素。《远道而来》显示出，江淮文化不是本地人刻意表演的姿态，而是自然固化的生活一般形式。可以认为，江淮遗风就是临潭的“文化硬核”。“硬核是文化或文化心理最深层的核心部分和本质或根本性的东西，它决定着文化的存在，制约着文化的发展”[8]。文化硬核凭借积极作用获得文化成员的认可，并结合起来形成文化集合体。其内部成员会共同遵守文化硬核的基本因子，以维持文化的刚性。《远道而来》中蕴藏在临潭日常细节中的江淮文化，就是“近经验”者们集体维护的“文化硬核”。这一文化硬核也作用在北乔身上，在散文中体现为临潭的现实往往突破时空界限，与北乔的江南故乡生活取得一致性。以倚靠在没开门的店铺前的动作类比小时候爬上村头草垛的动作；用商业街古朴传统的牌匾隐喻安详宁静的家乡；借新城镇隍庙的戏台类比朱湾村演出的晒场。临潭的文化气质与北乔的文化基因实现了对接，这份联结让他暂时取得了临潭此地文化土著的身份去接近临潭。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凭借对江淮的这份“近经验”拉近了与高原的距离，也成就了他拥抱高原，与高原互为对方的机缘。

由此来看，在《远道而来》中，北乔实际以双重身份在诠释临潭高原。他既是客观事实上外来的陌生者，临潭生活对他来说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在诸多现实问题上，他只能以外来者的“远经验”旁而观之。同时临潭因特殊的历史背景保留的江淮文化底色，又牵动着北乔内在的文化基因，让他能暂时代入当地人的文化视角，以对江淮之风的“近经验”为介质去探索临潭风貌，体味高原风情。因此北乔散文中对临潭的书写，实际上是以双重文化身份在介入。 既是只能以“远经验”观察的异地外来者，也是暂借江淮“近经验”参与内部生活的文化成员。这两重身份的复杂交叠，造就北乔进入临潭、探索生活细部的全新而独特的视角。

二、历史叙述退场后的此在世界

临潭早在汉代就与中原地区来往密切，宋朝时是“茶马互市”的重要路线，明朝大量西征的江淮军士及亲眷定居于此，中原文化及藏区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留给探寻者的历史资源是丰富充沛的。翻看《远道而来》中的各篇散文，无论是寄情自然风光的《山，就在那里》《水之册页》等篇，还是着眼于历史建筑的《消失与耸视》《坚硬里的柔软》等篇，抑或是专注于人文风情的《花儿令》《弦外音》等篇，抒写重心都不在发掘临潭亘古久远的历史故事。这与作者文化身份之外的现实身份相关的，北乔是以下派干部身份去挂职的，而不是观光的，肩负责任与使命，其文化、文学活动不由得隐含撬动现实的力量；与此相关，更与作者的综合在场性写作观念相契合。北乔拒斥那种把某一点放大到极致的流行散文写法，不对某处历史文化怀古探幽，而是把落脚点放在如何看待生活、如何进入生活现场，用一种当下我们生活的状态去写作与思考，考察全身在场时的真实想法，只有在低处才能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

例如，对于牛头城遗留的土城墙，《消失与耸视》一篇以对其人文价值的思考取代了对其历史价值的挖掘，以阐释土城墙带来的深刻思想意义替代重述历史功绩。以土墙为切入点思索历史兴亡权力湮灭、自在的无用之用以及人遭受的轮回不息的代际之苦。文中的土墙作为打通人的感知与万物真理的“内劲”存在，它起到将读者的一点思绪引向千千万万点思绪的原点作用。至于土墙本身，其辉煌的建造历史在文中被刻意地简略了，篇中只简述一句：“西晋永嘉末，吐谷浑占据洮州今旧城、古战等地。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五年，吐谷浑在洮州修筑了牛头城和洮州城等。”[9]在明朝建筑红堡子面前，文章也尽可能压缩客观史实的讲述，以一两百字简要交代。对于建成红堡子的重要人物刘氏父子的经历，也不以复述的形式展开，而是深入刘氏父子的内心世界，刻画他们不得不遵守圣命扎根异地的矛盾悲凉心境。可见文章无意叙述红堡子的辉煌历史，而着眼红堡子以及红堡子里老刘他们存在本身这一客观现实，即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10]。人自身并不存在着预设好的本质，他在自己生存的活动中显现自我的存在，没有强制性或是规定性的人的本质存在，自由是存在着的人的本质属性。文中对老刘其存在本身的关注，超于外在强制赋予他的历史遗留物的性质。红堡子的过去是历史给予它的规定性，也将老刘束缚在物的特质中，即文中提到的拜访老刘的人总想听他讲红堡子的历史、见文物圣旨。老刘自身作为存在着的人，反被物的性质遮蔽了。尽管红堡子在书中单独成篇，但是叙述要点不在红堡子辉煌的过往，在于至今仍在的红堡子以及红堡子里生活的老刘带来的原点效应。为临潭作文是北乔早已计划的，他预先的设想就是不创作一般通行的历史散文，不做陈旧的历史资料的宣传者，不在文章中做无意义的历史信息的搬运者。显然，在《远道而来》中北乔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散文创作观，即便临潭为他提供了丰富可供书写的历史资源，也不以掉书袋式的历史叙述讲述临潭故事。《远道而来》尽力避免陷入宏大的历史叙述的圈套，避免回到20 世纪“文化散文”铺设的游记式的“历史+感悟”的沉疴旧路。

如有的学者言：“真实性与客观性总是被人们当作一对共生共存的概念，在传统历史学中，它们都是历史叙述获得权威性的根本标准。”[11]真实性既是历史叙述的评判标准，也是历史叙述的内在要求。历史叙述以真实性确保符合不同主体价值判断的一致性，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能较轻易地取得阅读主体的认同。《远道而来》对历史叙述的刻意规避，既是北乔出于散文创作观的主动选择，也是远离本地生活的“外经验”者的无奈之举。与临潭江淮文化遗留之风的血脉相亲，无法弥补他作为外来者缺失的现实生活的经验。在临潭历史面前，北乔既不是亲历者也不是传承者，而是外部进入的窥探者。要想详细系统地了解临潭的历史，以达到能信手拈来的地步，对于“外经验”者而言唯一的方法就是去书籍资料中翻找古事。这样虽然保留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但不可避免地沦为历史资料的传声筒，作为文学创作丧失了基本的审美属性。因此，《远道而来》中历史叙述的缺失既是作者主观意愿的选择，也是在“外经验”者的书写下无奈的被动退场。

《远道而来》中历史叙述的退场是北乔限于“外经验”视角的自我选择，与临潭江淮遗风的血脉相连，则提供了另一重独特的视界，将文章视角拉入了临潭生活的内部，融入当地真实的日常中。本地文化土著们所怀有的“近经验”，其显著特点在于因切身的参与感无需专业的语言来描述。“历史”这一宏大的概念在当地人的“近经验”中同样退场，留下来的是内化为群体共同生活方式的部分。因而在文章的叙述中可以发现，临潭人从历史中收获的并非“外经验”者观察到的历史景点或是历史故事。对于本地土著来说，他们从历史中继承了内化于日常中的普世生活方式。历史的“远经验”概念在临潭日常中是虚化的，“近经验”历史被具象化为有血有肉的人的现实生活。于是《远道而来》中描绘的临潭生活，就与海德格尔提到的“此在”取得了内在的联系。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提出“此在”概念，用以指称：“本体论意义上人的存在，即人在某一有限时间内的个人存在，亦即指活生生的有喜怒哀乐的人的‘客观存在’，是‘支撑着意识’的‘现实存在’。”[12]根据海德格尔的阐释，只有人意识到了自己存在而感知到自我本质，以自我存在彰显自己是无需言说的。此在意义上的人是活动着的动态的人，他通过在世界中展开其生存活动来获取自身的生命价值。至于历史性这个不是建立在流俗的时间概念基础上的概念，它并不同“此在”一样以自身的存在彰显自身，而是通过“此在”生存的时间性显现自身，即历史是属于“此在”的历史。《远道而来》通过江淮文化与临潭产生联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书写着临潭的“此在”与“此在”历史的共在状态。

临潭的过去封存在寨子、堡子等一众古迹之中，作者通过深入临潭人朴素的日常中重新发掘它们鲜活的生命力。海德格尔说过：“一个时代只是因为它是有‘历史性的’，才可能是无历史学的。”[13]人不以历史学的意义获取历史性，历史性建立在对时间性演绎的建构上。以“外经验”视角来说，临潭的“历史学”在名胜古迹之中，但临潭人的“历史性”恰恰就在流转不息的此在世界之中。因此在《远道而来》中可以发现，作者将对于外来者而言的大事纪，放置在临潭人不断生成着的“此在”中作平淡化、生活化处理。明朝遗迹红堡子，至今仍有刘家后人居住，还留存着朱元璋封赏刘贵父子二人的文物圣旨。史学赋予了红堡子重要的历史价值，文中却将叙事视点对准老刘夫妇。“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递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观点创作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14]。视点的集中排除了冗杂的干扰部分，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创作者设置的重要内容中，以强化表现效果。《沉默的河流》通过将视点对准老刘，以达到模糊红堡子的史学价值，聚焦老刘此在世界的目的。红堡子只是老刘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又将继续传承下去的居所而已。老刘的“此在”就是红堡子的历史。历史不是通过回望追溯而取得自身的合理性，而是由作为“此在”的人持续地生成着。红堡子能取得如今的重要地位是因其在时间线上的历久进程，而历史性来源于时间性，无论是红堡子还是老刘都以同一种方式在时间线上运动，在时间中历史的存在。即便没有历史这一概念，老刘和红堡子依旧具有时间性。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红堡子的历史同样如此，它不是被定格的概念，而是随着人的线性流动不断向前发展。

《菩萨蛮》有些特别，像一篇原生态、纪实性的非虚构作品。它以抒情的笔触讲述了一位女人在丈夫锒铛入狱的情形下，站出来支撑飘摇中的家庭十一年。丈夫出狱后，夫妻二人凭借加工旅游帐篷，在政府和乡亲们的帮助下盖起了新房，实现了脱贫致富。它让历史叙述完全退场，深入临潭人的此在世界，写他们的人生变故与小人物内心的坚持。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选派的扶贫干部，北乔挂职临潭县，意在深度挖掘临潭文化，发掘脱贫攻坚中的人物事迹。挂职三年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重大的历史节点为他挖掘临潭脱贫故事提供了绝佳的时机。与不创作通行意义上的历史散文一样，北乔的散文创作观自我要求不作歌功颂德式的时政性散文，不以宏大的历史口吻去讲述临潭人的生活故事。这样一个苦尽甘来“大团圆”式结局的故事，《菩萨蛮》以女人的书信为线巧妙地采用了双声性的叙事模式，同时将一个脱贫干部身份“讲述”的声音削弱，把“她”细数自己十一年历程自我“展现”的心境强化。在讲述脱贫故事时如何避免沦为直白浅显的颂歌，《菩萨蛮》这篇散文给出了较好的范式，即关注具体而真实的人，关注人的“历史性”而非“历史”，关注流动超越着的“此在”。具体在散文中表现为：现实世界中的脱贫攻坚战被隐去，此在世界中“她”的心绪情思成了作者的重点刻画对象。文中大量的篇幅集中于描绘“她”的生存状态，刻画“她”以坚强面对苦难的普通劳动女性形象，而非忆苦思甜式地复述脱贫攻坚的英雄故事。在描写这一人物形象时，将重大历史时刻隐藏在“她”家盖新房政府补贴了十多万块钱的细节中，将对临潭本真之态的书写蕴藏在了细微之处。捕捉生活细节中流出的美好瞬间，重新发现人性坚韧的品质，对现实进行有温度的书写，《菩萨蛮》讲述“她”的故事时的温情叙事，正体现了北乔对极致化写作的抗拒。《菩萨蛮》不仅暗含了《远道而来》关注此在世界的创作观念，也是彰显北乔整体散文创作观的代表性作品。

《远道而来》中的历史叙述的退场是主客观条件共同造就的结果。作为事实上与临潭相遇不久的外来者，对临潭历史不甚了解的客观情况不能解决。且出于对自身文学性的追求，北乔不愿做史实资料的搬运工。对江淮风情的“近经验”成就了《远道而来》暂借文化土著的视角发现临潭“此在”世界的机会。“‘此在’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者，他是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生存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他不能脱离日常生活世界而存在”[15]。“此在”的世界是具体、扎实、日常的世界，人是生存于此的人。这部散文没有以悬浮者的姿态“观察”临潭，而选择以底层的姿态融入临潭的日常。文章不将临潭历史作为虚化的概念去复述，而将之具现化为生动的人的现实生活，回归到最本真的现实维度。作为“此在”的人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依存于“此在”的历史，同样处在动态发展的流动之中。“此在”与历史共同在时间性中充实的演历着。“此在”的历史性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概念，人每时每刻都在创作属于自我新的历史，此刻的现实在流动着的时间中也不过是“此在”的刻度与痕迹。当文章落脚在对“此在”世界的表述时，也就在对日常性的强调中实现了对人性温情面的关注。人文情怀关照下对“此在”世界的书写，也成就了北乔在散文创作中寻求“此在”的现实作为阶段性历史微观表达的可能性。

三、在生活本相中寻求精神栖息地

在《远道而来》的附录里，北乔这样形容他与临潭、与高原的互动关系：“来到临潭，来到高原，我才发现，高原一直在我身体里，一直在期待我打开。”[16]这部作品的集名“远道而来”就是这种关系最凝练的概括，两者的相遇是相互的“远道而来”。定居北京的北乔因工作前往西北，于临潭高原，是千里迢迢到来之人。作为一个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外来游子，临潭陌生的景物、全新的生活体验超出了他以往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人到中年与陌生的高原相逢，高原历经半生才走进北乔的生命之中，也谓“远道而来”。“道”，是北乔与临潭为彼此相逢走过的长途跋涉。对北乔来说，“道”还有另一层含义。高原之上的临潭，是北乔凝视自我、打捞自我之“潭”；临潭之地的高原，是北乔以疏阔心境对话生活、对视生命之“原”。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7]“道”即是万物派生的原点，混沌宇宙以此为原始，因而不受到外物的同化或异化，“道”只表现它自身未被遮蔽的本真之态。现代社会中外物的世界纷杂怅惘，人的生存状态却愈显焦虑。在物质世界高度发达的同时，现代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特别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引发20 世纪九十年代全社会大讨论。现代社会对外在世界的极致化追求恰恰是脱离了原初的“道”。“（一者）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18]。“道”是不可言说之“无”，“一”则是稍可感知之“有”，由“道”生出的“一”是天、地、人三者融合的共生状态。“道”不彰显于万物的外在形式上，它蕴藏在人与天地自然浑然一体的生存状态上。在高原临潭，这种生存状态就是人质朴而本色的日常情态。在这个意义上，“远道而来”的“道”，是北乔在临潭“此在”日常中发掘出的生活本真之道。“远道而来”，是长久被忽视的生命纯粹之道，在边远临潭的日常中款款而来。与其说北乔是在高原临潭上体悟到了生活本身之道，不如说高原上的临潭给了北乔向内打捞自我、寻求内在宁静之道的机遇。

临潭的江淮遗风，将散文的书写身份由远观者转变为生活内部的在场者。但必须注意的是，北乔在创作中能够借助本地土著的身份介入临潭现实，依靠的是自身对江淮文化的“近经验”，而不是基于在临潭长期濡染造就的天然亲近感。“每一种文化都是关系的复合体，都是既有序且相关的部分的多重体”[19]，组成文化的各部分虽然具有抽象的可分性，但是从实际来看构成文化的多重关系复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具有现实的可分性。故而不能将江淮文化从临潭文化的整体中剥离出来，自然也就不能因北乔对江淮文化的亲缘关系，认定他与整个临潭文化的血脉联系。从文化成分上看，江淮文化是北乔故乡文化的主体部分，但其在临潭文化中只作为文化复合体中的一部分存在。因此在《远道而来》从文化土著身份展开的叙述只是暂时的，只有在江淮文化浓厚的语境中，文章的表述才会略从外来者的视角中脱离出来。况且，深植于文化内部的基因尚且不足以弥补现实因素造成的客观疏离：“那个叫‘异样’东西，总还是不断挑战我，我学习语言的能力相当差，这导致我到如今，都听不懂地道的临潭话。”[20]《一个人的高原》中的自述正是北乔和临潭间隔膜的直接证据。临潭作为江淮文化的异地变体与高原文化结合后已自成一脉，是区别于正统江淮文化的他种文化。《远道而来》中许多细节指明北乔和临潭之间现实的鸿沟：难以克服的高原反应、差异巨大的饮食习惯、陌生的临潭方言。这些细微生活的点滴暗示，临潭作为千里之外的他乡并不是属于北乔的“此在”世界。虽然借助文化土著的“近经验”，北乔暂时窥见临潭进行着的日常，但是客观现实注定他无法融入临潭的“此在”之中。北乔将临潭视为他故乡的一部分，在当地文化中寻觅江淮遗风，其实是在寄托对故园旧日的追忆。

北乔与真正的故乡小镇朱湾村事实上的联系，随着老屋的拆除、亲人们的不断离世以及旧式生活方式的遗失已经被斩断了。从客观现实看，他与故乡仅维系着单方面的精神联系。总览《远道而来》中零散的故乡叙述可以发现，北乔对故乡的书写并不是完全写实的，他刻意略去了有关故乡与童年苦难经历的叙述。散文中借助幼年记忆代入的乡村生活，整体以温情色彩为基调，呈现出儿童视角下特有的天真浪漫、无拘无忧。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北乔回忆乡村生活的主要素材。詹妮弗·弗洛伊德认为：“信息与意识之间的阻碍，可能依赖于选择性注意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尽管有一定程度的无意识处理信息，仍可以从意识中阻断。”[21]也就是说，具有主体意识的人会主动将一些不愉快的压抑到潜意识层面，动机性遗忘会控制个体自主加工不想要的记忆信息，通过遗忘和遮蔽来维持个体良好的生存状态。这解释了《远道而来》中对朱湾村的美化。可以发现，散文中塑造的乡间生活整体而言洋溢着闲适淡然的气息，即便是父亲的严厉与威压，经过时间的沉淀也作为如山父爱的化形出现。最原始的故乡历经时间的被动遗忘和北乔主动的动机性遗忘两重筛选后，遗留下来的多是美好愉快的部分，丧失了其真实的形态。《远道而来》中的故乡书写是失真的，是作者借助记忆为自我营造的美好世界。真正的故乡已经沦为虚幻，只不过这份虚幻不经意间与临潭现实的具象重叠了。高原上的临潭，让北乔得以重新走进旧时江淮文化的实处，重回生活现场，在日常微小的幸福中获取灵魂的满足与救赎。因而无论记忆中的小乡村还是眼前的临潭高原，都只是北乔渴求的精神栖地的现实投射，都是他试图深入现实的生活本相中寻求的精神原乡。

在《山，就在那里》中，作者说：“我的眼前就是一座座村庄，就像我在异乡想象生我养我的村庄，更像那些我从未进入，只是草草张望过的村庄。”[22]这一段文字说明将故乡村庄进行理想化并非北乔创作的终极追求。临潭将江淮生存方式重新带回北乔的散文创作视野后，他重回生活的底部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精神原乡。在这个意义上《远道而来》的书写无关江淮，更无关临潭，是为了塑造一个精神栖息的“澄明之境”。海德格尔说：“事物的本质喜欢躲藏自己。”[23]众多事物总是在其行动中克制自己，遮蔽自我。而澄明之境中，事物的本质会实现自我解蔽，展示其本质。澄明之境赋予事物显示本质的可能性。《远道而来》通过对现实中临潭“此在”世界的深入挖掘、对记忆中童年故乡的美化书写来构建这个澄明之境。北乔散文中塑造的澄明，以现实为根基，却解构了现实的琐碎繁杂回归其温情的生活本质。海德格尔的哲学理念以“无”为最高境界，“无”意味着单纯的在场被永恒取代，有形之实消散为无形之象。“澄明”即空无一物，事物恢复其本质，从外物赋予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对人来说，意味着摆脱遮蔽状态回归本源纯粹性，获得生命敞开的自由之态。澄明之境也成了北乔实现灵魂栖息的诗意乐园、精神原乡。《远道而来》中整体对临潭此在世界的再发现，以及对故乡“乌托邦”式的叙述，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精神原乡由内向外的投射，是一次远行后的精神还乡。

行走于甘南高原，凝望历史在当下的点滴，北乔展开与心灵的对话，审视着自我的灵魂。“近经验”者和“远经验”者的双重身份，让他既保持着外来者的清醒意识俯瞰临潭高原的全貌，也能暂借文化土著的身份深入临潭文化内部。独特的文化视角将创作角度重回生活现场，以同行者的身份发掘生活的本相，进入临潭的“此在”世界，发现日常生活的诗性审美，体会“此在”与历史共同流动的共在状态。无论是高原上的临潭还是记忆中的故乡小镇，都寄托着北乔对精神原乡的追求。在隐秘而深邃的隐喻中，临潭和朱湾村共同搭建起了滋养北乔文化心神的精神原乡，成为他灵魂深处的慰藉。烙印进北乔生命的原乡意识，也成为了其文学书写的内在气质。在艺术上，这部散文语言质朴深沉、畅然平和，笔调平易朴素。文字漫散视点多变的同时，内在以智性思考为支柱展开，在平实的语句中蕴藏明晰透彻的哲学思辨。以西部临潭高原作为散文创作的主体，以非极致化的创作姿态进入生活现场，实现了与日常的对接。整部散文沉浸在历史的气息中而跳出历史叙述模式，超出了对历史或是现实的摹写式创作，也意味着一种北乔式的新的散文范式的出现。这不是待在书房中进行文体实验得来的，而是扎根特殊样本的生活自然催生的，体现了艺术与生活的同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