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新求变的世界中诗意漫游
——唐飚小说的艺术价值及审美特征

○吴井泉

长期以来，东北大荒之地始终远离于中原文化圈，在他者眼里，那里既蛮荒而又神秘，而白山黑水的雄浑与林海雪原的辽阔，又引发了人们无限的遐思与想象。“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活在这里的人大都具有粗犷豪放、豁达剽悍的性格特征。当然，那里的文化亦然，具有与中原文化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审美风格。最明显的不同，还是体现在文化的地域性上，那里的文学创作就能更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如萧红笔下的“呼兰河”、迟子建梦里的“北极村”，等等。她们的文学创造无不深深地烙上了地域性特征，已成为地域性文化经典的象征。我们知道，地域性鲜明的文学不一定都能成为经典，但经典的文学一定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的。诚然，不可否认地域性与世界性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当然没有地域性也就自然不可能具有世界意义了。黑龙江作家唐飚的系列长篇小说《桃花巷》《黑嫂》和《谋杀·1946》就是具有这种经典品质的作品，这是黑土地孕育出来的悲壮时代的壮丽史诗，这是作家谱写一曲真善美的奋进之歌。

唐飚的小说《桃花巷》《黑嫂》和《谋杀·1946》这三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桃花巷》被改编成电影《松江往事》，而《黑嫂》和《谋杀·1946》分别被改编成电视剧《黑嫂》和《黑土热血》并在央视频道播出，收视火爆受到观众好评。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其中最主要的前提是小说本身的故事要精彩，这精彩自然要包括好的故事题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叙事技巧和地域风情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一、题材独特，叙事宏大

唐飚对小说题材的选择是挑剔的，他一般不去关注那些流行的热门题材，而是在别人观照不到的地方挖掘出新鲜的故事，这就体现了作家对题材的敏感性和捕捉力。题材的敏感意识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题材决定论”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题材对作品的影响是极大的。唐飚对此有清醒的体认，因此他在题材的拿捏上是慎之又慎的，具体来说，有三个特点。

（一）“新”。所谓“新”即新鲜的“旧事”。作家选择的故事基本属于历史题材。《桃花巷》写的是由晚清到民国初期哈尔滨三大家族的故事；《黑嫂》讲的是东北抗联侠女黑嫂的故事；《谋杀·1946》讲述的是李兆麟将军被谋杀的故事，以及他的警卫员李桂林如何破案、复仇的故事。这些题材看似陈旧，实则新鲜，因为作家写出了人们渴望探究历史真相的好奇心理，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桃花巷》以文学的形式讲述了哈尔滨鲜为人知的开埠史，这是以往文学作品很少涉猎的领域，值得关注。黑嫂其人在哈尔滨地方文献上有三百字左右的记载，过去始终无人问津，唐飚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将其挖掘出来并把它作为小说的题材，应该说这个题材是很独特的，至今仍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它充满着新奇的魅力。李兆麟将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突然死于非命，对于他的遇害，社会上曾流行多个版本，让人莫衷一是。作家选择将军被谋杀事件作为题材，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唐飚不负众望，通过艺术的形式对李将军的死因作出了别有新意的开掘，当然这种新不仅仅体现在文学上，其中也包含在学术上，因为他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二）“奇”。“奇”是唐飚选材上的又一个特点。所谓“奇”即“奇地”“奇人”“奇事”。“奇地”即把神秘的北大荒和浪漫的哈尔滨这种充满传奇色彩之地作为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或背景，其本身就占据了地缘优势。在空间领域上看，白山黑水、林海雪原架构的北方，宏阔而苍凉，深邃而热烈，浪漫而温情，颇具崇高之美，充满了一种张力感，令人心驰神往。“奇人”即作家选择的主要人物具有神奇的特征。如黑嫂、房长太（《黑嫂》），王连茹、傅宝善（《桃花巷》），李兆麟、李桂林（《谋杀·1946》）等，都属于传奇人物，他们品德高尚，个性鲜明，身怀绝技，本领高强，充满着人格魅力，为人所敬仰。“奇事”是指奇怪的不同于某种既定的类型、式样或规律等发生的事件，简言之即意料之外的事。虽说是在意料之外，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皆有可能。唐飚擅于讲述传奇故事，如发生在黑嫂身上的奇闻异事，像“黑嫂刺熊”和“蟒蛇洞脱险”等情节就很神奇；李兆麟将军多次被谋杀但又多次奇迹般脱险，以及李桂林反谋杀和破案复仇等；王连茹在江里惨遭暗算，死而复生，等等。这些故事情节曲折惊险，匪夷所思，令人拍案惊奇。

（三）“特”。所谓“特”即题材的特殊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东北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少见的，尤其是书写东北抗联题材的。其主要原因是对东北人民或东北抗日联军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意义、作用和贡献等评价不够，以往一提到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时间，基本都用“八年抗战”来表述，直到2017 年，国家才用“十四年”抗战的观点取代了八年抗战的提法。此外，东北属苦寒之地，人烟稀少，人文底蕴薄弱，其文化建构的艰难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还是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而封闭的文化圈，这种文化圈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创作题材的特殊性。如果作家没有深厚的东北文化底蕴和生活经验作为基础，那是很难把握和驾驭这种题材的。毕竟艺术来源于生活。由此看来，仅就题材特殊性这一点来说，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作家唐飚敢于挑战自己并把目光聚焦到这一领域，他以其丰富的文化储备和宏大叙事魄力写出了东北抗联将士的斗争精神及其苦难风流，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撼动人心，催人奋进。其小说《黑嫂》和《谋杀·1946》已经成为东北抗联题材中的红色经典。

二、结构匠心，情节曲折

在小说创作中，作家对其作品框架的架构是极其看重的，因为框架结构对整部作品起到了统帅作用。结构既是作家布局谋篇的匠心体现，也是讲故事的“立说”之本。富于变化的结构形式，总会给读者带来新奇的感受。从这个维度上说，作家的艺术创新，其中更大成分来源于结构的创新。结构和情节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小说的结构是骨骼，那么故事情节就是血肉，二者须臾不能分离。唐飚在小说结构的架构上有其独特的探索与追求。从《黑嫂》《谋杀·1946》到《桃花巷》足可以看出其小说结构变化的轨迹。

（一）线状结构。所谓线状结构即小说的结构为一条主线。其优点是脉络清晰，主题突出，叙事完整。但缺点是易于平铺直叙，滑向平庸，不具备挑战性和冲击力。选择这种结构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必须出奇制胜，方能突破这种结构之围。作品《黑嫂》的结构就是典型的线状结构，这部作品紧紧围绕黑嫂个人的成长经历、革命历程和殉难报国等故事情节展开，可以说是一部线索清晰、故事完整的个人成长小说，通常讲，这样的小说是很难出彩的，但唐飚却写得妙趣横生、精彩绝伦。其原因在于作家在创作时善用叙事技巧。如倒叙、补叙和插叙等交错使用，同时巧设多重悬念，环环相扣，使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变幻莫测，令人欲罢不能，陶醉其中。

（二）双闭环相交结构。这种结构是以两个主要人物的各自活动半径为中心形成两个相交的但又相对独立的故事圆形体。结构相交重叠部分既是故事的重心，也是其灵魂与点睛之笔。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线索清晰，内容复杂，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饱满。《谋杀·1946》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双闭环相交结构的作品，作家分别塑造了两个英雄人物即李兆麟和李桂林。众所周知，李兆麟将军是大名鼎鼎的抗日民族英雄，而李桂林却是名不见经传的警卫员，但在作家唐飚的心目中李桂林也是英雄，是平民英雄。英雄虽然站到了历史的前头，塑造英雄、把英雄推到历史前头的却又是民众。所以享受历史荣耀既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也应该还有那些并不被人所知的普通人，比如，像李桂林这样的忠诚卫士。由此我们赞赏唐飙的平民写作立场，他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引入了公正的历史观。“我们从这里看到的不只是英雄的历史，同时也是小人物的历史。‘红花再好也得绿叶扶持’这个浅显的道理虽然经常挂在我们的嘴上，唐飙用小说的技法还原了那段历史，但他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却让我们理解了历史形成的重要元素，那就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在重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1]。作家这种结构布局，突破了以往历史人物小说的写法，他既不是以李兆麟将军的被谋杀事件作为唯一线索，也不是以李桂林为将军复仇作为唯一线索，而是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不只是李兆麟将军的被害成为读者时时关注的线索，李桂林的行动也构成了一种悬念。这两条线索互为表里，互相衬托和说明，使小说激荡着多重音响”[2]。

（三）网状结构。小说《桃花巷》的叙事结构是网状结构。所谓网状结构即作品内容丰富、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情节复杂，它犹如一张巨网，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网状结构形式与立体的生活内容是相辅相成的。《桃花巷》书写的是哈尔滨网主王家、店主傅家和锅主田家三大家族两代人的故事。小说结构宏大，视野开阔，呈现出一种史诗画卷般的大格局。小说有三条线索即一条主线和两条副线。作品以网主王氏家族为中心，以王连茹的爱恨情仇故事为主要线索，如与傅青叶的爱情、与土匪的较量、与王连璧的博弈，与沙俄人的抗争等，架构了整体框架，主线清晰，结构完整，在整个作品中起到了纲的作用；另外两条副线是以傅家和王家为主，分别讲述了傅家和田家的故事。傅家以店主傅宝善为主，与傅青叶和傅宝岩等共同完成了傅家故事的书写；田家以田银辉、田富来和“夜里香”等为主体，集中展示了田家的故事风貌。这三条线索纵横交错，互相缠绕，由此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撑的稳定的叙事框架，使故事情节摇曳多姿、波澜壮阔，生动形象地还原了那段光怪陆离、惊心动魄的历史。

不可否认，作品《桃花巷》的这种网状结构与作家所建构的历史书写的大格局、大视野、大情怀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若把小说《桃花巷》比喻为哈尔滨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恐怕也不为过。

艺术的真谛在于求新求变，没有创新，艺术也就失去了价值和生命。作家唐飚的作品一经面世，就会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与热捧，甚至被搬上了影视荧屏，其原因就在于此。

三、语言劲道，妙趣横生

唐飚的小说语言特点是平中见奇，练达中却蕴含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总之，用一个词来形容即有“劲道感”。所谓语言劲道，是指语言有看头、有说头、有听头、有嚼头。也就是说其小说的语言有强烈的审美张力。

（一）唐飚小说语言的地域性特征

唐飚小说语言的地道与精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东北的方言、土话和俗语，这些鲜活的民间话语的介入，使其作品语言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征。作家如果没有语言的地域意识，那么他是不会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作为本土作家唐飚对东北家乡的语言多有体会与心得，他笔下的语言活灵活现，乡土气息浓郁。

1.东北方言的大量使用。他的小说基本讲述的是20 世纪40 年代东北发生的故事，讲老东北故事如果没有东北地方话的植入，那作品成功的概率是很难想象的。诸如，掰扯（辩论）、溜达（散步）、格厌人（讨厌）、着紧蹦子（关键时刻）、鬼道（心眼多）、奸（精明）、支棱着耳朵，等等。这些方言至今仍在使用，充满了鲜活的土味。

2.东北民间的小曲小调、二人转、啷当韵、数来宝、顺口溜等也频繁使用。如“想起前院小华，/身上就发麻。/粉嘟嘟的脸蛋儿，/雪白白的牙。/胖乎乎的大腿，/咕溜溜的砸儿（乳房），/那一日我俩在高粱地呀！……”（《黑嫂》）[3]这种粉词、小调在土匪的口中哼出，是非常吻合他们的身份。“说田家，道田家，/田家烧锅酒哗哗，/酒香塞北三千里，/技压江南五百家。/说田家，道田家，/田家的太太都是花，/花魁要数夜里香，/蹦子戏唱得顶呱呱。”（《桃花巷》）[4]运用数来宝这种形式将田家烧锅在哈尔滨的影响以及“夜里香”的才貌烘托出来，语言形式巧妙而富有创意。再如，“那一日老员外，杀了猪一口呀！/四个姑爷上门来分享咿尔呀哎哟，/老员外出来一道题呀，/以胡须对诗才能拿猪肉咿尔呀哎哟……四姑娘为了要猪肉，/猛然间脱下大棉裤，拍着下身开了腔，/你看我这是啥，你看我这是啥，/光长胡子不长牙，这口猪我全拿……”（《谋杀·1946》）[5]这段文字描绘的是“大公鸡”和“夜里香”两艺人在北来客栈表演二人转时的情景。此“夜里香”与《桃花巷》里的三姨太“夜里香”并非同一人。她这一唱段，将过去老东北人的那种泼辣生猛的性格彰显出来，非常的幽默和夸张，令人引俊不禁。同时作家用唱词里的“胡子”（土匪）谐音，巧妙地地引出了江北胡子镇北和来顺出场。可见作家不是为了方言而方言。

3.黑话的娴熟运用。土匪组织作为旧中国的黑帮势力是有其独特的组织形态和话语方式的。众所周知，东北“胡子”帮派众多、组织严密，这些组织之间联系紧密，互通有无，为防止同伙因误会而动干戈，或提防奸细，他们定下了许多暗语或黑话，这些黑话或暗语由大头领发出，时有变化，时间长了，某些话语便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为黑道人物所通用，而非某个帮派所独有。常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大都懂得一些黑道语言，遇事时能应付一阵。下面以《黑嫂》作品为例。“只见山岗上站出二十多人，枣红马打着喷嚏，咴咴直叫，马上的人把枪插在腰里抱拳道：‘西北天边一片云，乌鸦闯了凤凰群；老大好身手，驱犬又救人。’显然是长跑江湖的人。山上一个大个子道：‘还举个喷子干个鸟，人家在靠码头。’那伙人垂下枪，那大个子问道：‘线儿哪边挑，绺子何处结？’枣红马主人只答了一句：‘我是抗联的……’便从马上栽了下来，昏死过去，鲜血染红了下半身。大个子向山岗上喊了一句：‘大当家的，点子（要抓的人）没对上，撞网（闯进埋伏）的是抗联的人’。”[6]这段内容描写的是，抗联侦查员“草上飞”执行任务时中弹负伤，他撤退时误闯了土匪首领北来迷魂阵的地盘，这是他们靠码头盘黑话的场面。这里的黑话或暗语较多，如“喷子”（枪）、“靠码头”“绺子”（土匪）、“大当家”（大首领）、“点子”“撞网”等。这样的黑话在唐飚先生的作品里还有很多，如“秧子”（人质）、“花票”（女人质）、“撕票”（杀人质）、反托先生（军师）、崩头（班组长）、开道梁子（开路先锋）、保驾梁子（安全保卫）、忠心梁子（后勤保障）催心梁子（督阵压阵）等，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其语言的魅力。这些黑道语言，也是土匪们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尽管有的如同天书，但细细揣摩，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有的至今还在使用。

（二）唐飚小说语言的文化特征

1.作家渊博的文化知识，使其小说文化色彩浓厚。下面仅以《桃花巷》作品中有关描写“鳇鱼”的语言为例，一窥其风貌。“鳇鱼是松花江中稀有的巨大鱼种，是帝王贵族所宠爱的珍馐佳肴。鳇鱼又叫秦皇鱼和牛鱼，传说是秦始皇的化身，由于他生前残暴冷酷，死后，天神恩都力就把他变成牛首蛇身的大牛鱼，放逐到人迹罕至的松花江监管。不过，那时还不叫松花江。所以，鳇鱼性情孤僻，喜欢独栖，人们把他经过的地方叫‘秦皇通’，把它栖居的地方叫秦皇居。清代自康熙帝时开始食用此鱼，乾隆帝对其更加钟爱，曾写过《咏秦皇鱼》诗：‘有目鳏而小，无鳞巨且修。鼻如矜翕戟，头似戴兜鍪。’足见其名贵珍奇。”（《桃花巷》）[7]这段清新自然的文字为我们普及了有关鳇鱼方面的知识，其中有历史传说、文献和诗句，文字简洁，内涵丰富。作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文化积淀深厚。

2.作家语言的“雅”与“美”，为其小说营造了诗意美。这里的“雅”与“美”是指语言有诗意美和画面感。如“忽然一阵寒风掀开了门帘，飘进几片小清雪，青年书生触景生情，随口吟道：‘风吹雪花飘满店，美姬压酒将客劝，纷纷乱世起豪杰，难辨真假与恶善。’”[8]（《黑嫂》）这是描写房月明在乡村小店里独自喝闷酒时的情形，他逃难在外，一时间还分辨不清江湖上的人心险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和迷茫。作家用“风”“雪花”和“酒”等意象，勾勒出萧条悲凉的意境，将落难公子的艰难处境烘托出来，语言隽永，韵味丰富，画面感强，有诗意美。再如对联：“酒香塞北八百里，闻风停车。菜馨江南十六州，知味下马”[9]（《谋杀·1946》），“月月花花有山有水快快活活，男男女女无衣无裙自自然然”（《谋杀·1946》）[10]。前者是描写小酒馆的，气象宏大，清新典雅。后者是描写高级妓院的，内容贴切，文采斐然。

作家语言之美无处不在，就连靠码头盘黑话都充满诗意。如赵府大管家与迷魂阵的土匪黄炮有一场靠码头盘黑话，非常精彩：（赵府大管家）“我城内、你城外，山风一吹到一块。线上跑马谁挂帅？”（黄炮）“迷魂阵里迷魂汤，一张大嘴吃四方，啃掉西边啃东边，北来人马响当当”（《黑嫂》）[11]。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三）唐飚小说语言的创新特征

唐飚先生的语言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绺子黑话或暗语的创造上。作家对东北土匪的黑话或暗语有一定的研究，他掌握了这种语言的生成规律和表达技巧，因此，在他作品中这些话语的运用就没有隔膜和生疏之感，一切都显得那么行云流水，自然天成。但更令人惊异的是，作家能对这些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如《黑嫂》小说中，赵九爷去城里给警察局送枪，他们在途中遇到了劫匪，下面是赵九爷与劫匪靠码头盘黑话的场景：“赵九爷急忙跳下马背，摘下钱褡裢仍在地上说：‘赵家马队，越岭穿山。/数九寒冬，日短风寒。/水浅鱼瘦，盘子不圆。/各位老大，笑纳盘缠。/高抬贵手，网开一面。’那伙蒙面人领头的见赵九爷很懂江湖规矩，拎起钱褡裢，把光洋倒在地上说：‘盘子不圆，见面有缘。车上货物，各取一半。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赵九爷一听这伙强人，胃口太大，不是一般的蟊贼，恐怕冲着枪来的。”[12]于是赵九爷没有答应他们的过分要求，就与他们交起火来。再如，在《桃花巷》作品中，野马川的土匪绑票原本是要绑王家老网主王老太爷。可是，误将王家三爷王耀德绑票。就如何处理王耀德，野马川的土匪首领甩手红与王家内鬼王连璧有一场别开生面的靠码头、盘黑话：（土匪甩手红）“野马川里跑骏马，松花江上把钱耍，三更半夜月黑头，不知老大玩哪把。”（王连璧）“风里浪里跑渔船，王家网场竖旗杆，押宝不该下错注，不绑老大绑老三。”[13]（甩手红）“智者千虑有一失，未擒猛虎惹雄狮，大水冲了龙王庙，肥肉到嘴必得吃。”（王连璧）“确保秧子完整归，煮熟鸭子莫再飞，若有半点差和错，上天入地把命催。”（甩手红）“一言九鼎。”（王连璧）“放屁砸坑”[14]。像这样鲜活生动黑道语言，在作家唐飚的作品里是常见的，这样的语言是作家原创的，并且与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相吻合，这不能不说唐飚先生的语言创新转化能力是非常强的。

作为黑龙江本土实力派作家的代表之一，唐飚创作的反映东北生活题材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长篇小说地域色彩浓厚，情节摇曳多姿，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文化氛围，颇具史诗化的审美倾向，为东北作家的小说书写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审美经验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