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一个研究综述

彭自强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

1 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工业化进程较早的欧美国家大多出现过各类环境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如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在联合国第75次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绿色转型，未来绿色发展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绿色创新则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绿色创新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不同背景的学者对其有着不同定义。戴鸿轶和刘卸林(2009)梳理国内外环境创新的相关研究，发现与绿色相关的概念多达20个；张钢和张小军(2013)梳理国内外文献指出“绿色创新、生态创新、环境创新”等基本属于同一概念。本文梳理文献发现，关于绿色创新，大多是具体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在很多文献中绿色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被混用。因此，本文统一用“绿色技术创新”加以表述。与通常的企业技术创新不同，企业研发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着研发成本高、收益见效慢的问题，使得大多数企业缺乏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而外部动力如政府政策、公众舆论等会推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本文通过综述环境规制对其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来丰富这方面的研究。

2 绿色技术创新

2.1 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

绿色技术创新本质上可视为减少人类生产活动中环境负外部性影响的技术。早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环境污染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设立的一些环境法规推动了生产流程中末端技术的发展，成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源头。Braun和Wield(1994)将“绿色技术”定义为：那些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危害、降低资源消耗的技术、工艺等的总体概念。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一般有两种划分：其一是被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其二是根据生产阶段划分为末端治理技术、清洁工艺技术和绿色产品技术。后来，葛晓梅等(2015)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清洁工艺和末端治理统称为绿色工艺技术，将节能减排且有利于循环使用的产品称为绿色产品。

2.2 绿色技术创新的测量方法

早期关于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学者的关注重点是定性研究，少有涉及绿色技术创新的定量研究。随着节能减排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对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不断增多，学术界开始兴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定量研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测量方法也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2.2.1 用资源的投入来测量

陈劲等(2002)开始将绿色技术创新用创新的“过程指标”和“投入指标”来测量，过程指标主要包括绿色意识、绿色战略等，投入指标主要为环境培训投入、绿色技术投入等；李婉红等(2013)用能源消耗量占产品产量的比例来衡量绿色产品创新，用R&D经费与技术改造经费之和来衡量绿色工艺创新；王娟茹和张渝(2018)用绿色技术研发投入、绿色产品占有比例和更新迭代速度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2.2.2 用绿色专利的授权量或申请量来测量

相较研发投入，绿色专利能更加直观地反映企业绿色创新的产出，具有可量化性、行业溢出性和明确的分类等。使用绿色专利测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研究者,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学者认为，绿色专利申请只是代表了企业的重视程度，相比之下，绿色专利授权量更能反映技术的创新程度。如齐绍洲等(2018)选取上市公司已授权绿色专利占当年所申请专利总数的占比作为分析对象；郭进(2019)选取绿色专利授权数和绿色技术获科技奖励数之和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另一类学者认为，专利授权存在滞后性，专利在申请过程中可能就已对公司产生了影响。例如，徐佳和崔静波(2020)利用绿色专利申请量来衡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采用绿色专利申请量占当期企业总申请量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2.2.3 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测量

有学者认为，绿色专利并未全部用于生产活动，因而选择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包括预期产出和非预期产出，前者一般是指研究者想要获得的创新前后数据的变动，如经济收入的变化；后者一般是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如废气废水的排放等。

3 环境规制

3.1 环境规制的定义

早期学者把环境规制定义为：以政府为主体，以企业为对象，通过颁布环境政策、设定环境标准来对企业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进行直接干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把税收优惠、环境补贴等政府影响企业环境资源利用的间接手段，以及一些市场化激励的措施都视为环境规制。赵玉民等(2009)将环境规制定义为主体、形式不定，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约束性力量。

3.2 环境规制工具的分类

针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分类，Kemp(1997)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型规制、市场型规制和相互沟通型规制；彭海珍和任荣明(2003)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商业政府合作型；马富萍和茶娜(2012)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激励型和自愿型。

通过对过往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虽然少部分学者将环境规制按规制强弱或所处环境来划分，但大部分学者都将环境规制工具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型。命令控制型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来规制，特点是强制性；市场激励型是政府部门用价格、费用等市场化手段来规制，特点是市场性；自愿型是具有环保意识的企业或个体自主参加环境保护的活动，特点是自愿性。表1是对常见规制工具的归类。

表1 环境规制工具分类

4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与一般的技术创新不同，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一方面，知识、技术的溢出会对社会产生正外部性，即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承担了全部创新成本，却并不能获得创新带来的全部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在环境污染支出方面所花费的成本小于实际造成的社会成本，对社会产生了负外部性，导致企业自身很难有足够的动力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外部力量加以推动。

4.1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现状

由于绿色创新的特殊性，外部力量成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动力，环境规制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绿色创新的重要领域。而关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多种不同的看法，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4.1.1 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这一观点最早来源于Porter(1991)提出的“波特假说”，当企业受到合理的规制时，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此外，Porter和Linde(1995)从环境规制的动态视角指出被规制企业在约束条件变动下会进一步优化结构、激发创新，从而部分或全部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企业成本，即“创新补偿”效应。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更倾向于探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如马富萍和茶娜(2012)研究发现激励型规制和自愿型规制会起到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范丹和孙晓婷(2020)以2006—2016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对象，研究表明市场激励型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1.2 环境规制抑制绿色技术创新

与推崇“波特假说”的学者不同，新古典经济派的学者从静态视角出发，指出在环境规制实施前，企业的研发实力、资源分配等方面都已趋于稳定，此时的规制只会挤占企业资源、增加企业成本负担、降低创新能力，即“遵循成本”效应。王鹏和郭永芹(2013)基于1998—2009年中部六省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会产生负面影响；伍格致和游达明(2019)基于2004—2015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在全国层面抑制技术创新。

4.1.3 环境规制产生的影响不确定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上，环境规制施加的影响不确定。李斌等(2011)利用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在时间和强度维度上都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关系；王珍愚等(2021)通过研究2004—2015年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得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李新安(2021)通过对2004—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

4.2 环境规制影响的行业异质性

本文通过梳理过往的文献发现，由于行业的异质性、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齐绍洲等(2018)以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研究表明相较国企，私企，绿色技术创新会更显著地受到环境规制促进作用的影响；王峰正和姜涛(2015)通过研究资源型产业的相关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开采洗选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抑制作用，而对初级加工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熊广勤等(2020)研究高碳排放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时，发现环境政策显著提升了非国有高碳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对国有高碳排放企业无显著影响。

4.3 环境规制影响的地区异质性

本文梳理以往文献发现，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环保意识、环保政策实施等，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江珂(2009)通过对1995—2007年29省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西部、东北区域影响不显著。王国印和王动(2011)研究发现，“波特假说”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得到了支持，但在较落后的中部地区并未得到支持；彭文斌等(2023)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随着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依次减弱。

5 结语

随着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成为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上，环境规制主要有促进作用、抑制作用和不确定性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还受到行业性质、地区差异性的影响。虽然学术界对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如火如荼，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从研究视角来看，由于大多数绿色技术创新都源自企业，所以研究者一般把企业作为研究主体，研究各种环境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着力点多局限于企业行为。而很大一部分环境规制工具来源于国家政策，如果从政府视角来研究政府行为，探讨环境规制是如何对企业产生作用的，可能有利于政策的制定者更好地制定合理政策。

(2)从环境规制工具的类型来看，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上，当前学者主要研究的是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工具，主要表现在政府补助、环境税、低碳政策等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上。但较少有研究者研究自愿型环境规制产生的影响，而目前企业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一大动力就是来自公众舆论的压力及塑造良好的企业绿色形象的诉求。探讨从消费端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行业差异来看，目前研究者多集中于对高污染企业的研究，可能与高污染企业更容易受到环境政策的影响相关。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兴起，2022年仅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就达到688.7万辆，新能源汽车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成为国家重要的支柱产业，而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和与之配套的上下游产业，如锂电池制造商、充电桩制造商等在生产、销售过程中的绿色技术创新也值得学者研究，以促进新兴产业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