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会对党的建设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许 峰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基础理论教研室，浙江 台州 318000）

“虚拟社会”是与“现实社会”相比较而衍生出的新概念，其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尽管各国政党的性质不同、规模的差距、活动方式的差异等，但各国执政党对人们网络空间活动的关注度及其影响与日俱增，是不争的事实。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2009年10月公布的资料显示，美洲国家主要政党网站107个；欧洲国家主要政党网站262个，世界主要政党网站为527个。①事实雄辩地说明，在“政党——国家——社会”的经典政党政治分析框架中，虚拟社会无疑为丰富这种框架提供了新的实践内容。“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②，执政党如何增强与网络虚拟社会民众的联系，从而把这部分民众的诉求融入治理过程中，就成为时代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与虚拟社会的关系而言，虚拟社会力量的核裂变式增长，无疑正在逐渐改变着中国共产党看待及处理自身及其与虚拟社会关系的视角与方式。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③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同时，注重网络舆情分析、反腐倡廉网络全过程应对机制、推进党的基层组织的信息化、加强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跟进处理等方面，都在顺应虚拟社会的发展要求，作出创新性探索。然而，在积极肯定这些探索方向及努力的正面意义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说探索成果本身则呈现出碎片化、地域化、部门化、阶段性的特征。因此，应该更加注重分门别类的就虚拟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挑战开展分析。

一、虚拟社会对党的建设的挑战

（一）思想建设领域：挑战话语权及系统平衡性

思想建党最早由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这一思想的理论雏形集中反映在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这一思想创新的实践前提在于：当时党内存在的党员来源的复杂化现实，为克服由此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而保持党自身的纯洁性——从思想能动性角度阐释党建问题成为当时唯一的突破口。顾古鉴今，党内思想的复杂性与困难度始终都没有成为阻碍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拦路石”，相反，往往还会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动力源”。然而，具体就当前虚拟社会发展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影响和挑战而言，究竟是“拦路虎”还是“动力源”，仍未可知，尚待实践发展的进一步检验。问题的关键也在于：应该在现实的政治分析中明辨双重影响与双向挑战，以期为积极主动应对奠定认识前提。

虚拟社会成长与生成逻辑源自于科技创新。就此而言，考察虚拟社会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影响和挑战，作为内在支撑的科技体系对思想建设实现路径的影响，首先应该予以重视。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④从虚拟社会的网络载体本身看，以思想理论建设的加强促进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升，必须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政治生态新变化予以关注。

1.虚拟社会使话语权结构发生变化，党的思想建设的话语主导权受到挑战。身处这个充斥网络论坛、网络社区、QQ、FACEBOOK、MSN、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等形式多样的“网络化时代”，虚拟社会的空间，使得人们活动的互动性、直接性、网络化、时效性、平等性等不断强化、逐渐习成。然而，透过这些零零总总的传播特性与传统形式对党的思想建设的表层影响，更深层的挑战则显然是话语权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党掌握着进行思想教育的绝对性话语主导权——执政党讲什么，媒体就报道什么，老百姓就听什么；党中央讲什么，地方党员干部就学什么，党内话语体系高度同构、同一；党内教育信息传递呈现“金字塔”式流动结构，人们对于党的思想教育消息的及时度与他们在党内所处层级密切关联。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党的思想建设的绝对性话语权逐渐被打破：一方面，传统媒体在党的思想建设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无疑在日益减弱；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上党的思想建设却未及时跟进，教育的话语权分散给了所谓的“意见领袖”等。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虚拟社会使得话语权结构发生变化，党的思想建设的话语主导权受到挑战。究其根源，在于权力转移。诚如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所言：“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权的人手里，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世界”。说到底，虚拟社会带给党的思想建设的挑战，是一种话语权结构变化中的信息权博弈。

2.虚拟社会使信息传播机制发生变化，党的思想建设的教育创新性受到挑战。任何科技的创新都是一柄“双刃剑”，对其实践双重意义的掌控应该以其内在运作机理的掌握为遵循。虚拟社会给党的思想建设带来空前便利的同时，也给党的思想建设之教育路径带来了空前的阻碍。一方面，党尽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来开展理想信念的教育宣传。另一方面，网络上几何倍数增长的网络数据，却可以瞬间将其淹没。虚拟社会信息传播的平等性、及时性、互动性等，对于党和普通民众来说是一回事，这种便利化对党的思想教育在客观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体来说，第一，从虚拟社会条件下受众的接受机制看，人们进入了一个趣味化、娱乐化、个性化的网络选择性学习阶段，人们对于学习内容有了无可比拟的挑剔性。这就要求党的思想教育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从而实现党的思想建设内容与党员群众需求的有机结合。第二，从虚拟社会条件下受众学习的时间限制看，浅阅读、短视频、微学习成为部分社会民众接受信息的主要特点，这就要求党的思想建设在形式上应该以网络民众喜闻乐见的创新形式呈现，这对习惯于传统思想建设的党来说是一项全新的课题。第三，从虚拟社会条件下学习的互动性来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需要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形成，这就要求党的思想建设的教育路径能够及时在线为广大党员、普通干部答疑解惑，这对党的思想建设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

3.虚拟社会使共识促进机制发生变化，党的思想建设的系统平衡性受到挑战。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对于全党来说，党的思想建设关乎党能否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党的建设的“总依据”。对于党组织和党员而言，党的思想建设关乎在执行党的决议上是否能政令统一、令行禁止，是统一思想的“总开关”。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党的思想建设之精要在于党建共识之促进。然而，网络虚拟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在为党的共识促进搭建平台的同时，也使得共识本身的促进机制发生变化，给党的思想建设的系统平衡性带来了新挑战。第一，虚拟社会的发展将原来区域性、局部状、个体化的问题集中放映出来，使得虚拟社会领域形成了众多“自组织化”的利益共同体——典型表现为网络群体性事件，而这些利益共同体常常把对利益的诉求与对社会信仰体系的信仰混同起来。此种情况下，党的思想建设能否处理好利益协调与信仰传播并重成为一项新挑战。第二，虚拟社会的发展将党的思想建设放置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原本面对自身执政过程问题的思想体系必须直面西方话语体系的质疑——西方敌对势力常常在网络虚拟空间推销“普世价值模式”及“西方道路”，并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此背景下，党的思想建设能否处理好凝聚共识的竞争性讨论决胜权成为又一新的挑战。

（二）组织建设领域：活动方式、工作氛围和工作空间发生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主要囊括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以及相应的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等内容。作为一个网络虚拟社会成长型国家，网络虚拟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来说正处于初探时期，正在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具体来说，网络虚拟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和挑战主要集中在如下3个方面：

1.虚拟社会使党员的活动方式发生变化，对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活力提出了新挑战。网络虚拟社会打破了人们互动交流的空间局限与时间限制，这为党员组织生活的网络化提供了新契机。从积极影响的层面看，虚拟社会的发展，为解决许多新兴党建问题提供了新渠道和平台。例如，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党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新”党组织党员的组织管理及组织生活问题等。近年来，以北京市中关村为代表的许多地方创新尝试了“党支部建在互联网上”、“党支部建在智能手机APP上”、“党支部建在论坛上”等新的党组织设置方式；以广东东莞市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出台规范性文件，建立网络党支部的新的管理方式；以浙江台州市等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创新尝试了“社区党员QQ群”、“专题活动党组织”等党员联系新方法等等。这些伴随虚拟社会治理孕育而生的基层创新，对于适应党员活动方式创新、激发党组织的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从带来的挑战看，虚拟社会的发展又给党组织创新活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例如，基层党组织设置的网络化如何与传统基层党组织建设相对接；党员活动方式的灵活性如何与党员管理的规范性相配套；跨时空的党员联系新方法如何与党内民主生活的针对性相结合等等。这些都是虚拟社会发展带给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全新挑战，是中国共产党在信息化条件下夯实执政基础不得不予以重视的全新工作。

2.虚拟社会使组织工作的氛围发生变化，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公开性提出了新挑战。营造党的组织工作良好氛围，旨在有效提升党的公信力。随着虚拟社会的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工作进入“自媒体”、“全媒体”时代，虚拟社会的大数据信息交互、舆论放大效应，使得党的组织工作面临“显微镜”下的公信力“大考”。近年来，“焦三牛风波”、“周森锋事件”、“美女县长事件”、“朱松泉违规提拔案”、“山西省中阳县委超职数配备干部案”等。在组织工作实践中反复出现的干部任用信息化案例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确属违规”，最终结果是“见光死”；另一类是“公开不够”，最终结果是“闯过关”。然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都在两个维度上消解和逆向建构党的组织工作的公信度，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公开性提出了新挑战。第一，这种公开性挑战涉及复杂内容：党的组织工作如何在虚拟社会有效运行；干部队伍能力素质信息化考评体系如何构建；党的组织工作公信力如何进行网络资源维护等等。第二，这种公开性挑战有着更高的主体性要求：虚拟社会对组工干部的治理服务能力和素质提出的要求；对干部队伍应对虚拟社会的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对组织工作部门在虚拟社会条件下工作规范性的要求等等。

3.虚拟社会使组织工作的空间发生变化，对组织工作制度的网络化提出了新挑战。在虚拟社会“自然成长”的过程中，它对组织工作的影响是消解与促进、螺旋前进的过程。倘若我们不去对之施加制度化影响，虚拟社会就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党的组织工作新空间，例如，党的组织工作的群众参与度会自然增长，使得党的组织工作的民意资源会更加丰富；组织工作的信息化程度会提高，使得党的组织工作的视野可能会更加开阔；党的组织工作的平台得以拓展，使得党的组织工作的经验交流可能会更加深入。然而，不容我们忽视的是——网络虚拟社会集体行动的逻辑常常是“群氓性”、“倒逼型”、“极端化”的，这就也可能会把党的组织工作引向“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航向。就此而言，虚拟社会使得组织工作空间发生变化的不确定性，就对组织工作制度化提出了挑战。2014年1月16日新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择任用工作条例》，是在2002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试行）》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对传统组织工作领域的诸如“破格”选拔、“德”的考评等问题进行了法制规范，对组织工作网络化进行明确规定。例如，建立网络信息发布制度、构建网络舆情引导制度、引入网络民意监督考评干部的制度等。这些都是党的组织工作制度网络化应该努力的实践维度——着力构建虚拟社会条件下党的组织工作制度体系，动态保障党的组织工作对虚拟社会的适应性。

（三）作风建设领域：评价显性化，建设智能化和传承个性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⑤如果说当时是在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层面来谈党的作风建设问题，那么，虚拟社会条件的影响与挑战，则把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问题提升到生存与发展的实践高度——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好坏，时刻增加或者消耗着党执政的社会群众基础。

1.虚拟社会使作风的评价显性化，对塑造党的形象提出了新挑战。“党的作风，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由全体成员在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或行为的特色或风格的高度精炼和概括。”⑥在传统媒体社会条件下，尽管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着力强调作风建设的历史传承与实践弘扬——但这常常是党内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广大人民群众对作风建设的评估则是辖区内的、身边的、邻近的“具体对象”之“具体分析”。在这种格局下，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是正确的，人民群众往往会认为是“个别歪嘴和尚把好经念坏了”，对党的整体形象则往往是宏达叙事式的“隐性认知”，影响往往较小。然而，在虚拟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党员及党员干部的任何言行都实际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评价的对象——虚拟社会的“全媒体”效应，让人民群众的眼界和视野极大的拓宽和延伸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作风好坏情况了解更丰富、认知更深入、评价更深刻。因此，即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出现失误、一贯正确，但只要党的任何一个成员出现作风建设的不良情况，都会日积月累地恶化人民群众对党的形象的认知性评价。近年来，“天价烟”局长、“最牛团长夫人”、“性爱日记”、“微博开房”、“不雅视频”、“被群众背着视察工作”……这些在虚拟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腐败与消极案例，对党的形象的损害是“无可挽回的”，传统的“封堵”已成为历史。虚拟社会使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显性化，对党的形象塑造提出了紧迫的时代新挑战。

2.虚拟社会使作风建设智能化，对密切党群关系提出了新挑战。当前，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这在根本上符合了“党群血肉联系是党的建设的核心”这一实践逻辑要求。在虚拟社会条件下，在党的群众路线践行活动中，衡量党的作风建设状况的重要内容尺度，就是“网络尺度”。由于党的作风建设主要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习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五方面”的内容，因而，虚拟社会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影响和挑战也应主要从这五个维度进行。第一，从对思想作风的影响和挑战看，主要是普通党员及党员干部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时——是否愿意把人民群众对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吸收、消化、解决，这对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网络实践前瞻性提出了挑战。第二，从对工作作风的影响和挑战看，主要是普通党员及党员干部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时——是否积极主动地开展网络虚拟社会的群众路线调研活动，这对党的工作作风建设智能化水平提出了挑战。第三，从对学习作风的影响和挑战看，主要是普通党员及党员干部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时——是否以切实增强网络舆情搜集与运用能力为根本目的来加强学习，这对党的学习作风建设的智慧化水平提出了挑战。第四，从对领导作风的影响和挑战看，主要是普通党员及党员干部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时——是否经常性通过网络对民众进行教育引导，这对党的领导作风的亲民性发展提出了新挑战。第五，从对生活作风的影响和挑战看，主要是普通党员及党员干部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时——是否经得住群众无处不在的监督，这对党的生活作风的过硬度提升提出了新挑战。

3.虚拟社会使作风传承个性化，对弘扬优良作风提出了新挑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当前应该着重弘扬的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四个大兴”：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从道理上讲，党的优良作风传承与弘扬，当然可以运用组织化政治要求的手段来实现；但从实践看，作风传承内化的主体性动力开启更为关键——党的优良作风惟有深入人心，才能永续发展、生生不息。在虚拟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消息的接收与接受一般呈现“私人定制”的状态，因而，党的优良作风的传承能否顺应个性化的要求，对弘扬优良作风本身提出了挑战。第一，在虚拟社会条件下，普通党员、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理应由“组织要求”转化为“自我要求”——唯如此，密切联系群众才有动力机制和实现途径。但这种转化本身要求：适应虚拟社会的新特点，必须便利化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人性化联系群众的实践内容和互动化联系群众的考评体系，这就要求对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弘扬必须是具象化和个体化的。第二，在虚拟社会条件下，普通党员、党员干部的求真务实精神理应由“观念要求”转化为“行动要求”——唯如此，求真务实才有实践抓手与督导依据。但这种转化本身要求：普通党员、党员干部即使在网络虚拟社会空间里活动，也应该敢于亮出党员身份，切实为自己言行负责，勇于做求真务实的捍卫者，这就要求求真务实的作风弘扬必须是精细化和网络化的。第三，在虚拟社会条件下，普通党员、党员干部的艰苦奋斗理应由“悲情教育”转化为“励志教育”——唯如此，艰苦奋斗才有时代内容与拓展空间。但这种转化本身要求：党的光荣传统教育必须根据时代变化做好“批判继承”，把精神的永恒性与实践对象的具体性有机结合，这就要求艰苦奋斗作风的弘扬必须是可被接受的和具备理性说理精神的。第四，在虚拟社会条件下，普通党员、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理应由“事后评论”转化为“即时劝阻”——唯如此，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时效载体与深化思路。但这种转化本身要求：普通党员、党员干部要善于创新党内民主生活会的网络形式，把相互监督与帮扶变成即时反馈的信息化系统，这就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弘扬必须是可被感知的和事前预防性的。

（四）反腐倡廉领域：民众参与自由化和民粹化

技术性权力制约是现代信息社会发展对反腐倡廉工作的一大重要贡献。而虚拟社会条件下的反腐倡廉，正是这种技术性权力制约的典型表现，从“工具智能”的发展视角体现着可供挖掘的全新“党建智慧”。2009年修订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一词，可被看成是虚拟社会推动反腐倡廉被纳入党的执政体系的一个标志。2013年4月19日零时，国内几乎全部主流媒体“统一的时间，统一设计的页面”在首页推出了“网络举报监督专区”。⑦从这里，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虚拟社会对党的反腐倡廉的总体影响。但是，我们若要系统认识虚拟社会对党的反腐倡廉的影响和挑战，则不得不进一步深入分析。

1.虚拟社会使民众参与自由化，对党的反腐倡廉的规范度提出挑战。从道理上讲，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度必须以规范秩序为戒尺；规范也是相对的，规范度必须以自由张力为依据。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应该说是一个规范性有待拓展的问题——除开信访渠道畅通外，其他渠道很少，而信访渠道本身则常常是成本极高的、且存在实名举报下被报复的风险性，这就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的热情几乎完全被规范性模式的僵化所消解。在虚拟社会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则把问题的矛头转向“自由化”越界问题——网络参与主体的匿名化、网络信息传播结构的复杂化等，都增加了虚拟举报者的安全性，广大人民群众被规范性束缚的参与热情被一下子释放出来，可以说，民众一度陷入参与“自由化”的误区之中。例如，2012年被曝“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纪委查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其所拥有的6套房产均是合法得来的；而被曝光拥有9名情妇“丑闻”的某县委书记，经查证“严重失实”；被曝违规选拔任用的“焦三牛事件”，更是被人们所熟知；等等。这说明虚拟社会反腐倡廉并非是“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的”，在实际上存在许多“误伤”、“走火”、“发泄”的情况。因此，虚拟社会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方面提供把民意拉入到反腐倡廉体系的现实途径和可能性，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体系规范度提出重大挑战。

2.虚拟社会使舆论声讨民粹化，对党的反腐倡廉的法治化提出挑战。反腐倡廉的“审判权”应该以舆论声音为依据，还是当以制度法规为依据？这个问题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可以说不成为问题。然而，随着虚拟社会的发展对党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质性影响，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问题。究其原因，虚拟社会的发展把人民群众关于反腐倡廉的意见引向网络并被传播，而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失真常常在所难免，造成的实际状况是：网络舆论尽管部分真实的反映着民意，但也往往存在失实之处，而且在现实中经常出现“网络舆论”绑架“虚拟民意”的现象。从道理上讲，直面虚拟社会的发展，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法制化应该强化而不是削弱、应该更加有力的执行而不是怯于舆论。然而，从虚拟社会条件下党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状况看，还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反腐倡廉的案例审判因网络舆论而扭曲的情况。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系于党和政府的部分部门混淆了舆论与民意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则系于民众在虚拟社会参与中舆论声讨的民粹化倾向。把这两个方面的逻辑关联起来，就是虚拟社会的发展使得舆论声讨民粹化，从而对党的反腐倡廉的法制化提出了挑战。

3.虚拟社会使传统反腐污名化，对党的反腐倡廉的体系性提出挑战。据统计，2004年至2007年，我国每年经证实的网络反腐事件不超过3起，然而，2008年以后开始猛增。椐统计，自2004年到2013年2月，我国网络反腐事件共计217例，这其中包括37个虚假信息案例⑧。虚拟社会发展给党的反腐倡廉工作产生的促进作用无可否认，然而，一些人就此断定虚拟社会的网络反腐的胜利证明着传统反腐工作的失效。显而易见的道理，决不能用网络反腐的成绩来否定传统反腐的绩效。但是，在虚拟社会条件下，人们之所以以网络反腐否定传统反腐的功效，原因在于：一方面，传统反腐对广大人民群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尊重不够和实现不力，民众期待在反腐公开性上和参与度有所增加，同时，也表明传统反腐成绩及案例在新兴媒体上的宣传还不够。另一方面，网络反腐让每一位公民都有了参与监管党和国家干部的现实可能性，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满意度，所以，在“两极化”极端比较思维的引导下，人们习惯于对传统反腐倡廉说“不”，相反，对虚拟社会反腐倡廉点“赞”。正因为如此，如果不及时扭转“不”与“赞”的两极化比较，实际上就对党的反腐倡廉的体系性提出了挑战——实现传统反腐与虚拟社会条件下反腐工作的融合的全新挑战。

二、党应对虚拟社会的策略

在虚拟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必须顺势而动，有所作为，努力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纯洁性建设的主线贯穿到党引领虚拟社会发展的实践全过程，力争实现党的建设规律与虚拟社会治理规律的融合。伴随虚拟社会对党的建设的影响的深入与挑战的升华，党不仅要在传统党建视域下看清影响和挑战所在，更应该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层面探索党对虚拟社会治理的应对之策。

（一）必须增强虚拟阵地意识，掌握虚拟社会的话语权

随着虚拟社会的发展，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意图通过网络新兴媒体对我国实行“三化”意识形态的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有着与国内个别敌对势力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相结合的趋势。毋庸置疑，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地决无“真空”所言，虚拟社会话语权的争夺是一场白热化的“阵地”争夺战。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惟有增强虚拟阵地意识，切实开展卓有成效的舆论争夺活动，才有可能动态化拥有对虚拟社会的领导权。进一步来说，党必须首先进行虚拟社会空间党的主阵地建设——党的传统媒体“话语权”必须与虚拟社会“话语权”融合式发展。第一，要全力推进党的传统媒体的网络化，让“主流话语”能为人们即时、高效、便捷的获取，从而让党在虚拟社会的主流发声拥有传统资源的强力支撑。第二，党要适应虚拟社会的新特点，提高网络宣传艺术，创新规划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私人定制化，交互化宣传新平台、新载体、新机制，让党在虚拟社会的领导性话语权能以虚拟社会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出现，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宣传实效。

（二）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升虚拟社会的执政能力

从政党功能的角度看，党在虚拟社会执政绩效的问题，说到底是个执政能力的问题，而执政能力在根本上则是一个自身建设的问题。由于党的执政主要是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这就要求党在虚拟社会的治理中要靠法律制度规范、民主机制、规律遵循来实现。第一，要充分依靠法律制度规范来引领虚拟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在虚拟社会条件下，党不能再仅仅通过权力管控社会舆论，应从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政治沟通功能等具体指标切入，通过法律制度规范进行治理。第二，要充分依靠民主机制来激发虚拟社会的创造活力。从实践的发展看，虚拟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应更多的依靠虚拟社会自身来解决。就此而言，党应努力引导虚拟社会自律和互相监督功能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党的权力运行必须坚持和善于运用民主机制。第三，要充分依靠规律遵循来实现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党在间接性推动虚拟社会向规范性发展的过程中，党自身建设的根据和党对虚拟社会治理的活动依据都在于：对网络新兴媒体内在规律的探索与遵循。懂网、建网、上网、管网、用网，都需要党的虚拟社会治理人才队伍、政策法规和文化建设等切实遵循这一规律。

（三）必须丰富工作方式，提升虚拟社会的治理绩效

根据虚拟社会新媒体的特点，针对性地开展党的各项工作，提升党对虚拟社会的治理绩效，党的领导和执政才具有实践基础。第一，思想建设方面。在网络虚拟社会里，人们的价值多元化、利益分化趋向增强，要在这种新兴空间加强党建工作，必须创造性生产具有时代特征、群众特点、区域特色、发展潮流的党建文化产品，从而靠党建文化产品的竞争力来加强虚拟社会党的思想建设。第二，组织建设方面。要着力创新党组织的设置形式，优化网络党建的活动平台，丰富网上党组织生活的制度化水平，从而提升虚拟社会条件下党的组织工作的实效性。第三，作风建设方面。在充分认识网络舆论对党的工作影响力和作用力的基础上，可以尝试针对Windows、Apple、Android等各种系统平台开发党建应用程序，在程序平台上搭建与群众党员互动式化解问题的内容，从而密切虚拟社会里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注释：

①转引自杨启乐：《互联网视域中西方政党建设的发展趋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 年第2 期。

②王长江著：《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48 页。

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第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 年3 月5 日。

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 年9 月28 日。

⑤《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85 页。

⑥周鹤龄著：《党的建设与党建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3 页。

⑦可参阅网络报道：反腐新平台直通中纪委，http://history.sina.com.cn/bk/ggkfs/2014-04-23/154589137.shtml。

⑧数据来源参见：领E 网：http://list01.com/899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