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茶与古代的国家治理

李映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历史研究·

川茶与古代的国家治理

李映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唐朝《茶经》最早记载的茶的产区，主要分布于今四川、湖北等地区。宋元以降，百姓饮茶成风。茶税与盐税一样，成为封建政府除田赋以外的重要财政收入项目。川茶还是支撑国家茶马贸易的主要货源，四川也是茶马贸易的主要交易地。川茶在协调民族关系和治理西南边疆的历史进程中曾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四川茶叶；茶马贸易；国家治理

一、川茶名品

唐朝陆羽著《茶经》，其分上、中、下三卷，共七千余言，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第一部权威性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种植、采摘与烹制及其饮用功效的著作。后人称陆羽为茶神、茶仙、茶癫。该书开篇就讲茶的产地、“茶”字源流、茶的生长环境与功用。第一行字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巴山峡川”，指四川(重庆市)与湖北相毗邻的区域，或许这两人合抱的大茶树就生长在神农架山上。有如此老茶树者，这区域一定是茶树片片成林。

陆羽“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读书”，消息闭塞，尚能知川峡地区盛产茶叶，也当难能可贵。据此，也足见川茶的著名。

唐朝郑谷的《蜀中》诗中有“蒙顶茶畦千点露”句。

唐末进士，五代时期先后任前蜀、后蜀高官的毛文锡，于935年撰成《茶谱》一书，介绍天下产茶区及名牌茶。关于川茶，其有较详细的记载。列示如下表1。

表1

说明：峡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明人曹学佺将“峡川”“峡州”解释为“巴山峡川”。

毛文锡的《茶谱》记载了蜀、楚、湘、赣、徽、苏、浙、闽等省44处茶产地，显然这仅是当时全国的部分情况，但其也是茶文化史上第一次介绍如此多茶产地、茶品名字的著作。毛文锡主要在四川生活，故记有川茶产地14处，占所记的1/3，若再落实具体地点，则有24处。又由于其主要生活在成都，故对川西产茶情况的记载更多些，更具体些，对川南、川东(今重庆市)的记载就十分简略。当然，如今之犍为、屏山、江安、叙永、古蔺等川边地，当时还未得到很好的开发。

毛文锡是历史上对川茶有深入了解、情有独钟的第一人。他说，当时蒙顶山上有四顶茶园，“惟中顶繁密，云雾蔽亏，鸷兽出入，人迹稀到”，其所产的名牌茶露鍑芽、钱芽，均是用在“禁火之前”(寒食节前)采撷的嫩芽制成。

毛文锡讲述了上等茶生长的环境和采摘的时间对饮用的效验。他还记载了一个故事。说蒙山中顶“上清峰”上，有一老僧患病已久，十分瘦弱，最畏寒冷。有一天外出，路遇老叟，相与攀谈。老叟知其病情后，指点说：“中顶茶叶，在春分前后，第一次打雷声响之时，双手采摘，连采三日。将所采的茶叶，用本山上的泉水熬煮，服一两可消除顽疾；服二两，今后不会生病；服三两，能骨健颜新，倍增精神；服四两可为老寿星，地神仙。”老僧依言而行。后来到成都，相识者见其容颜，惊叹他年轻了三十岁。

毛文锡的《茶谱》向天下传递了川茶丰富和服饮后功效神奇的信息。川茶的丰富资源，是缔造一方国泰民安的雄厚物质基础。

二、古代茶饮社会

在毛文锡讲的故事中，饮茶的功效主要在于祛病、健身，属药用性质。这符合唐朝以前人们饮茶的目的。相传，神农尝百草，发现茶可以治病提神。陆羽《茶经》载，“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即解。意指若人口渴、胸闷、头昏、疲倦、四肢不爽、全身骨节不畅，喝几口茶就好了。明朱权《茶谱》载：“饮之能刮大肠，去积热，化痰下气，醒睡、解酒、消食，除烦去腻，助兴爽神。”从唐五代经宋元至明，历几百年饮茶习惯的变化，人们饮茶不再仅仅是去腻祛病、解闷止渴，而更多地为着“助兴爽神”。朱权说，饮茶“可以助诗兴”“可以伏睡魔”“可以倍清谈”。这一变化，就是饮茶从祛病药用向生活娱乐方面的转化。

上古以降，人们在蛮荒的丛林野地中辨认茶树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故茶的字形与读音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宋代四川蒲江人魏了翁(1178—1237)是庆元五年进士，曾任资政殿大学士，并兼枢密院事。他讲：“茶之始，其字为荼，如《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荼陵之类’。”南北朝时的音韵学家陆法言、颜之推，已经将此字的音读为“茶”，但字形未变，仍写成“荼”。《尔雅》《神农本草》中均作“荼”。自陆羽《茶经》问世后，才为今“茶”字的形、音、义。远古为“荼”时，人们各指的植物并不一样，有的将“蕚”“茅秀”也混于其中。陆羽《茶经》确定了茶树的形状，叶、花、实生长的情况，服饮的味道与功效，这就将“茶”是某种灌木定下来了。由于时代和地方的不同及采茶时间的先后，所以称呼也不尽相同。周公称“苦荼”为“槓”。汉代四川人扬雄说，“蜀西南人谓荼曰蘐”。晋朝人郭璞说：“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陆羽在《茶经》中总结说：“其名，一曰茶，二曰槓，三曰蘐，四曰茗，五曰荈。”介绍这些别称，是因为了解古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用到的这些说茶的字，有助于今人对古文章诗词歌赋的理解。

如晋张载《成都楼》诗句：“芳荼冠六情，溢味播九区。”林育《荈赋》曰：“灵山惟岳，奇产所钟……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宵降。”唐孟郊诗句：“道意忽乏味，心绪病无悰。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锦水有鲜色，蜀山皆芳丛。”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句：“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薛能《谢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八韵》诗句：“鸟嘴撷浑芽，精灵胜镆邪。”施肩吾《蜀茗词》诗句：“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宋朝人文与可《谢人寄蒙顶新茶》诗句有：“蜀土茶称盛，蒙山味独珍。”①

在先秦史籍中，未见饮茶事的记载。据顾炎武考证，秦统蜀后，蜀地的种茶技术、饮茶风气外传至秦晋、中原。汉朝时，饮茶开始普遍。西汉王褒《僮约》载，“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武阳，今彭山县。此记载表明，此时已有了专用茶具，不惜派僮仆去远方买好茶。扬雄在《蜀都赋》中也夸耀自己的家乡成都，“百华(花)投春，隐隐芬芳，蔓茗荧郁，翠紫青黄”。四川种茶普遍，饮茶也普遍。晋刘琨《与兄子演书》曰：“前仰安州茶二斤，吾患体中烦闷，恒仰真茶，汝可信之。”这是说饮用安县的茶祛病。至唐朝，以全国而论，人们的日常饮料还是以酒为主，故在唐人的诗文中，以饮酒乐事为精彩，少见饮茶事入诗文。但是，从前段所引的诗句看，唐宋人已经开始珍视好茶，并将其作为人际关系缔结和促进的礼品。宋代，经济发展，墟集乡镇勃兴，城市繁荣，市民阶层产生，酒楼茶肆(邸)增多。据《事林广记》卷七、《萍洲可谈》卷一、《夷坚志》补卷第八、《京师浴堂》记载，东京开封、临安杭州“早市”大兴，早市开张时几乎每条街都有卖“汤茶药”的茶邸。这种“汤茶药”是将“上春嫩茶”与山药、脑麝，或木樨、茉莉花，或乌梅肉、桂末、干姜片一起熬煮成汤。此汤能止渴舒气，成为市民和进城卖农副产品的乡下人乐于接受的饮料。宋代成都设有茶马司，官府统购茶叶销售，以保证与西番的茶司贸易，故史籍上就难见到成都的“茶市”“茶邸”“汤茶药”之类的记载。

明代，人们的饮料有一进展。饮茶沿用茶饼、茶膏、茶药，将茶研成细末加油、加香料或加药熬煮的方法已过时，将茶叶用沸水“冲泡”的方法在皇帝朱元璋的提倡下得到普及。这种饮茶方法，保持了茶叶清香的本味，泡开的茶芽在杯中又有观赏价值，饮用也简便易行，极得民心。酒本是传统饮料中最具有特色者，元末明初出现了蒸馏酒，其更具刺激性、更具药性。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人们对茶、酒的消费都大增。这两种佳品争夺着人们的消费心理，万历年间出现了邓志谈《茶酒争夺》的文章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人们认为，“自天地开辟以来，有茶有酒不可缺一”，茶是水性，酒是火性。酒，使人兴奋、暖身、增胆气，但多饮易伤身、误事；茶，使人清爽、静心、舒性情，多饮百益而无害。茶，易获取，价低廉；酒，酿造耗粮食，价格昂。由于酿酒消耗粮食，饮酒易生事、误事，故历代王朝屡屡有禁酒之令，而从无禁茶饮之事，于是茶叶的生产、饮茶的风气，日习日染，与时俱进，遍及国民。男女老少幼都能饮茶，但许多人是不会饮酒的。古典小说中常有“吃不成这酒”一类的文句。

明中期以后，政府的“榷茶”政策和茶马贸易松弛，私茶日盛。尤其是清中期以后，国家只抽税厘，茶叶可以听其生产、自由买卖，百姓家饮茶、城市乡镇上茶馆卖茶，已成为日常生活之事。此时，中国是世界上产茶、饮茶大国，四川省是产茶、饮茶大省。

天府之国首府成都，得天独厚，临近雅州、邛州、眉州、蜀州、彭州等明前、雷芽、鸟嘴、雀舌、蝉翼、麦颗、片甲、石花等天下名牌茶的产区，随着清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馆日增。成都的茶馆发展到民国后期，大小有1600余家，每天约有16万人进出茶馆。抗战时，张恨水逃难到成都见况十分感慨，著《茶馆》一文说，“成都是一家很大的茶馆”[1]。在四川各县区乡的场镇上，最小的乡场也有一、二家茶馆。人们相亲会友、雇工收徒进茶馆；租佃立卖、分铺割银进茶馆；说书听戏、打会结盟到茶馆；代写书信、调解纠纷到茶馆等等②。茶馆成为了集约人群、调谐人际关系的社会最基层的民间自认、共识的场所。茶的止渴祛病，增进着社会民众的健康。茶使人清新、清醒，平和待人、理智对事，公正排解纠纷、和谐一方社会，这无形地为国家治理发挥着神奇的功效。

三、茶税是政府重要财政收入

天生万物，民勤万物生利。封建政府凡见民利者无一不取，于是茶税产生。唐朝茶史是中国茶史的重要篇章，《茶经》出，“茶”字立，茶始成为人们的日常饮料，产茶量增加，茶饮传进少数民族地区，而茶利也大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百姓是官府子民，民利是国帑之源。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户部侍郎赵赞向朝廷建议：“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2]常平本，就是国库、国家财政。皇帝准奏，茶第一次有了国税。翌年，朝廷将此政策制度化。然而这一新税，遭到民众的剧烈反对，于是对竹、木、茶、漆征税一事暂停。10年后(贞元九年，793年)又重新施行。自此以后，直至宋元明清民国而今，茶有了税。

唐朝茶税，“每十税一”，具体为每1斤茶，征税100文，后来增为150文。朝廷曾一度令百姓，茶树在官场中栽，茶叶于官场中造，不准私种、私造、私储、私卖，但暴政未行一年即止，因“害茶商，扰茶户”，于是“一切依旧”[3]。至宣宗大中六年(852年)，立税茶之法十二条，凡私卖三次皆在300斤以上者，受雇载茶三次皆在500斤以上者，长途贩茶不管多少，均处死，私园户私卖100斤以上者，杖脊背等等。以如此严法，保国家茶税收入。为保茶税而立法，以后各朝代都有律条。

巴蜀地区的茶税，初由盐铁使掌管，后由户部尚书判度支掌握，后又由节度使掌管。剑南三川，每年茶税均有四万贯[4]。

宋沈括著《本朝茶法》载，宋初置6处“榷货务”，作为茶的专卖衙门。后罢茶榷6务，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公于官场贴射，始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法”。北宋6个茶税征收机构和国营13处茶场，卖茶10533747斤半，上交国库钱(“祖额钱”)2254047贯。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前，“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5]。巴蜀之地，自古便是产茶之区，又晚榷近百年，故茶的生产与销售比东南诸省兴旺。北宋末至南宋，宋金、宋蒙战争，更使东南诸省的茶生产和茶税大为衰减。宋神宗时，四川多个州县年产茶达百万斤，远超东南地区多倍。四川对于茶户的征税特别，将茶地视为农地，征夏、秋二税，将茶税与役一例征收，所谓“税租之数”。对于茶商征税钱，成都路岁入30301贯、夔州路18859贯、利州路2770贯[6]。

在宋代川茶曾引起一次社会动乱、朝廷震动、皇帝作检讨的大事变。青城山、味江河一带是著名的产茶区，这里也是汉人与羌人、藏人的交界区。宋初虽然规定茶在四川可以自由买卖，但只能卖给官府、汉人，不能卖给“夷人”。王小波、李顺等贫苦的味江人将茶叶卖给羌人、藏人，犯了走私禁条，被官府以“贩茶失职”“大盗”的罪名捉拿。王小波等被逼造反，向贫苦百姓号召：“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于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二月起义，翌年正月数十万义军攻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宋太宗派出京城禁军前往镇压。另一支义军，顺江而下，攻克嘉、戎、泸、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有众十万余人。宋太宗一面换将派兵加强镇压，一面被迫颁“罪已诏”，承认“亲民之官，不以和惠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表示要“改弦更张，永鉴前弊”，以图宁人息事[7]。此次事变距宋朝开国仅30余年，在中国历史上，开国之初就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还是第一次；皇帝因农民起义被迫颁“罪已诏”，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数十万义军起义虽然不都是茶农因反对官府暴政、“博买务”掠夺民利太甚、“疾贫富不均”而起，但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却是在青城后山味江河畔土锅村的茶林里。这也可称得上是川茶史、中国茶史上关于茶与国家社会治理的精彩的一章。

元代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至元五年(1268年)，“用运史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六年，始立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十三年，定长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计茶五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是岁，征一千二百余锭”[8]。

明清两代的茶法如同盐法，实行“茶引”制。《明史》卷80《食货志》载：“太祖令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畸零，别置由帖给之。”后规定茶引一道，茶100斤，纳钱1000文；茶由一道，纳钱600文，茶60斤。茶引就是买卖茶的许可证，没有茶引不能去茶园买茶，不能上市场卖茶。没有茶引也不能运输茶，否则均被认为是“私茶”，一旦被茶局察验，茶被没收，人遭拘捕。茶园卖茶，政府抽三十分之一的税。洪武四年(1371年)户部奏“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皇帝诏准。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茶法》载：“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茶，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边茶易马从唐朝开始，宋朝、明朝均有；贡茶，唐宋元明清均有。此时茶税的征收，偏于商茶。清代各地征茶课略有差别。浙江，每引征银一钱，北新关征税银二分九厘二毫。湖北建始县，给商行销，坐销每引征银二两，行销者征银二钱五分，课一钱二分五厘。陕甘七府及神木厅，每引纳官茶50斤，余50斤由商人运售作本。每百斤为十蔑，每篾二封，共征本色茶136480篾，折银每封征三钱。不交茶，全折银为5730两。而四川较特别，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三类引皆纳课税，共课银14340两，税银49170两。

政府征茶课茶税，或解送京师国库，或留地方财政，或按比例上缴与裁留。国家对茶项银的支销，一般是临时发生的事项用费。唐穆宗时(821—824年)，“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由于这些费用无出处，于是“乃征天下茶税，率百钱征五十”[4]。由于四川茶多，故所征茶税由户部直接收，而其他省，则由本地收后上缴。由此可见，国家将茶税用作军费和临时的土木兴建工程费。北宋时，对辽、西夏的长期战争的一部分军费也来自茶课茶税。南宋时，四川是抗金抗蒙的前线，也是最后的堡垒，川茶和川盐一样，其课税也是有力地支持了南宋的财政和抗战。明代川茶的课税收入，一部分用于买战马，采皇木，接待阿坝、打箭炉等地来的番僧。清代四川的盐茶税，大额用于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和镇压白莲教起义。但盐茶税也用于一些民政项目，例如对都江堰的维修。都江堰每年的岁修费，原是按受水区域“计亩均摊”，但因种种原因，有时难以征收。都江堰工程无法维护岁修，这涉及川西平原的灌溉和防涝、庄稼收成和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后经四川总督黄廷桂上奏，皇帝批准，从乾隆元年(1736年)始一概免除，都江堰的岁修从四川盐茶项中拨所需费用。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大修都江堰，也在四川盐茶项中分拨费用。在此之前，都江堰被洪水冲毁，川西平原农田无水，农民涌进成都大闹“索水风潮”。都江堰修复了，社会安定。这里也可以说，川茶为此也作出了贡献。

四、茶马贸易促进了边疆的发展与巩固

茶适宜于生长在北纬30—35度的温带、亚热带地区。产茶地区多为气候温和、湿润的浅丘、深丘、浅山地。中国西部是崇山连绵的青藏高原，西北部、北部又是大草原或沙漠，那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生，以牛羊肉和乳酪为主食，不产茶叶，但产骏马。边疆兄弟民族需要茶以消肠胃油腻，内地封建王朝需要战马强兵强国，于是茶送边疆，马从边疆来内地的“茶马贸易”兴起，其在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公元629年，唐太宗派10万大兵西征，解除了东突厥的威胁。后将投降、被俘的可汗及突厥人释放，安置在漠南的设四个州都督府管理，安置在云中的设两个都督府管理。突厥人被俘期间，饮过茶。而原被东突厥欺凌的回纥(鹘)等少数民族归附唐朝后，乘势发展到西起阿尔泰山东至额尔古纳河的广大区域，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也饮到茶，很觉不错，于是开始了贡马换茶的历史。641年，“唐番和亲”，文成公主进藏。707年金城公主进藏。她们不仅带去大批礼品、汉文化典籍、耕作技术，还带去了茶叶。许多汉人被聘到吐番掌管文书，不少吐番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这样一来，茶和饮茶习惯逐渐在藏族地区传开、普及，至宋朝已形成了对茶的一种依赖。

内地产茶，少数民族产良马。从宋朝开国至北宋灭亡，可以说对外战争不断。打仗需要马，于是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收茶、储茶、换马等事宜，这机构就是“茶马司”，这交易就是“茶马贸易”。

《续文献通考》卷22《征榷考·榷茶》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自唐世回纥入贡，以马易茶……西北多嗜乳酪，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独宋人所以置茶马司也。”

公元981年，宋太宗“诏岁于近郡市马，善以善价”。在经营中发现，以茶支付马价较以金银铜铁、丝绸绢支付马价更为有利。少数民族“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惟茶，而乏茶与之为市”[9]。茶才能换得好马，用金银丝绸换马，他们敷衍以驽劣羸弱之马。宋朝四川年产茶叶3000万斤，占全国总数的3/5。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决定统榷四川茶，运往熙河、秦州买马。“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于秦、凤、熙河博马。”[10]在成都设置都大提举茶马司。在四川为买马的榷茶，只在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实行。设买茶场：蜀州3、眉州1、绵州2、彭州5、汉州2、嘉州2、邛州4、雅州5共24处。以茶换马的买马场，在熙河、秦州地区设50个，在川西、川南先后设16处。后来四川的买马场，有的因买马不多而废，只有黎、雅、叙、泸、南平等处才是常设未废[11]。

关于茶价马价。一驮(100斤)名山茶的收价和运至秦州的运价，共计10贯，而秦州的卖价是30～40贯。买马计茶叶的优劣、马的骏驽，比价不一样。还有年月和市场地点不同，比价也不一样。熙宁年间，一驮名山茶，换一匹上等马，崇宁三年(1104年)要120斤茶才行。崇宁四年(1105年)，在熙州、河州、兰州、岷州等处仍可以以一驮茶换一匹马；但两驮茶才能换一匹良马。北宋时，岁运名山茶二万驮去陕西，换马两万匹。南宋时，陕西马场失去，只在西河地区换马，马价又上涨，二万驮川茶只能换200匹马。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蒙古铁骑驰骋欧亚大陆，有的是良马。“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12]至于茶叶销往民族地区，也不成问题。

明朝恢复了汉人为主的统治。明初，设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在四川，明初曾设永宁茶马司，后革除而设置雅州碉门茶马司(在今天全县)。《明史》卷92《兵志》载：“茶马司，洪武中立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一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明中期，岁收茶78万斤，易马9000匹，明朝后期，易马7000余匹。

明代茶马贸易的指导思想有了一个新变化，即不仅是为了买马，而且还用心于制番人以固边疆。“番以茶为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番人嗜茶以为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死命，以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13]以茶为饵，被朝廷认为是制番的绝妙高招，故严禁私茶出境，“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13]。朝廷派出御史巡察，皇帝诏檄陕西的秦王府、成都的蜀王府派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黎州、雅州、河州、临洮等入西番关口巡察，捉拿茶叶出境走私者。愈如此严禁，私茶愈有利可图。朱元璋的四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附马都尉欧阳伦潜到四川、陕西边境走贩私茶，被边关察验揭发，朱元璋下令将其依法处死。有大臣怜安庆公主将为此守寡，伏奏皇上息怒宽宥，朱元璋说：“国家法规，我家的人都不遵守，天下人谁还守法？民无信不立！”

嘉靖年间，四川茶引50000道，边引为24000道，每引100斤。少数民族不识斤两，只认多少篾篓(包)，于是将茶马贸易之茶打成饼装篾篓，规定每1000斤茶装330篾篓。明中期，茶马贸易主要在陕西进行，川茶运去多霉烂，曾一度将2/3的川茶改征为银钱送去买马。明后期川茶边引主要在川边地区，4000引属松潘，30000引属雅州和黎州，加强了川边地区与藏区的茶马贸易。

明代对西南边疆的开发是空前的，尤其是对川、滇、黔交通的整理、拓展，在藏区，卫所的建立业绩也显著。畅通的川江航道、四川驿路，已成为官员进京，皇木运京，西藏活佛高僧进贡、朝觐天子的常行路线，东出三峡进京已替代了北出子午谷进京的地位。因此，内地从北方甘肃一路进藏的历史基本结束，而西南的成都成为了内地进藏的新起点[14]。茶马贸易的中心，也逐渐由陕甘青转到了四川。清代继承了这一发展趋势。清康雍乾时期平定准噶尔、青海、西藏的叛乱，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尤其是对大小金川的战争、对泸定桥的修建，不仅使边疆得到稳定、巩固，得到开发，交通也更为方便。茶马贸易、茶马古道在四川、在云南展现出新的气象。清代输入西藏的茶，主要是川茶，也有云南产的茶。

清朝是以满人为主体、满汉贵族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王朝。满人是少数民族，满州八旗、蒙古八旗主要是骑兵，不缺马，但收平天下建立清朝，维持统治主要依靠汉军八旗和绿营兵。这大量的汉人军队仍需要马，所以清朝仍维持着“茶马贸易”。不过，清朝“茶马贸易”的意图有所变化。满人与蒙族、藏族等都是少数民族，故认为他们都是“自家兄弟”，输供必需的茶叶是安抚；为了国家统一、抵御外侮、巩固边疆，供应必需的茶叶是招抚、绥抚。面对如此需求，清代四川的茶叶产量更多、质量也更好，所以茶马贸易更为兴旺。

清朝沿用明朝的储边易马，在四川设置盐茶道，茶引仍分腹引、边引、土引。边引销地分三路：“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者，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皆纳课税，共课银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两，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两。”“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上马给茶篾十二，中马给十，下马给七。”清茶规定“每百斤为十篾，每篾二封”。

清循明制，以茶易马。顺治三年为11088匹，康熙三十四年为10000匹，其主要在甘肃、青海进行。四川主要是与藏区进行茶贸易，在于满足藏人需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饬准打箭炉番人市茶贸易。四川巡抚于养志遵旨，会同乌斯藏喇嘛营官等奏，查堪打箭炉等地界番人籍茶度生居处年久，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准行，应仍准其贸易，理藩院准从之”③。此段文字说明，朝廷与西藏高层曾为茶而共同协商，专管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准许在四川进行不以易马为目的的“茶贸易”，而且准番人市茶，这大不同于唐宋元明的历史。康熙五十八年，“准理塘、巴塘地方买运茶斤”。乾隆六年(1741年)，松潘修城，番民集聚，为满足番民需要，四川巡抚硕色上奏朝廷，增加边引，给予照顾。朝廷准允，土引成都县600张、崇宁县180张、灌县3600张、石泉县162张、安县264张俱改成边引，纳税输茶，运销于松潘。松潘城工程告竣，番民散去，茶引税课酌情减去4049张。清政府的这些政策、四川地方政府的这些措施，均说明清朝的川茶、川边茶贸易主要起着搞好民族关系、开发和建设边疆这些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乾隆中期后，就连西北边疆以茶易马的交易物流也停止了。

对于清代的“茶马贸易”，修撰《皇朝文献通考》者有一个历史性的总结，“臣等谨按：李唐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熙宁嘉泰间相继行之，渐置茶马之官，至故明赍金牌三卫，收马给茶，名为差发，其制中废，当时等国者屡以为言，然明政已弛，竞不能复也。我朝定鼎之初，差茶马御史，招商领引纳课，所中马匹，牡者给各边兵，牝者发所司牧养孳息。顺治十四年，以七监马匹番庶，凡茶马变价银两，改解充饷……本朝牧地广于前代，稍为孳息则已骊黄遍野，云锦成群，今则大宛西番尽为内地，渥洼天马皆枥上之驹，中马之制久停”。这段引文略长，但很重要。它说明了“茶马贸易”的源末及其历史变化。清代的改变，是因为昔日的夷人夷地，今都是统一多民族的大清帝国的“内地”，天下之马均为“枥上之驹”，天下之人，皆为国家子民，皇恩当然是一样“体恤”。这段史料也较明确地揭示了什么是“茶马贸易”，什么是“边茶贸易”。这一点，对当今热衷于谈论“茶马贸易”、寻觅“茶马古道”的许多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指示和提醒意义。

清代川茶丰盈，产于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多个茶场，但供“边茶贸易”和赏赐番僧、土司的茶，主要由川西的产茶区供应。这以表2示例④。

表2　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川茶边引数及供应的产区

表2中产茶区之茶，主要供应边疆，未入表的其他产茶区之茶，主要是“腹茶”，即供应内地官民饮用需要。

上述可见，川茶在清代国家治理西藏和西南边疆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作用。

结语

四川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于茶的生长。古往今来，川茶的产量多，名牌也多，蜚声于天下。第一部茶文化经典，唐朝陆羽的《茶经》从川峡茶揭开了中国茶文化史的第一页。川茶一直扮演着中国茶的主要角色之一。茶止渴祛病，利于人们的健康；茶性清新，令人平心，大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治安的良好。国家征茶课茶税，充实国帑，助于官俸、兵饷乃至于社会公益，如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国家的“茶马交易”“边茶贸易”，大有利于强兵强国、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曾为形成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川茶的作用是显著的，尤其是川茶对藏区和西南边疆发展的促进和国家的治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政治史、民族史和茶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我们应加强茶文化的研究、宣传、教育，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弘扬，使茶性更助益于人性，这大大有利于当今人们身心的健康、社会的和谐、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注释：

①此段所引诸人诗句，皆摘自明曹学佺《茶谱》，原出于其所著《蜀中广记》。

②解放前，笔者亲身经历，凡是民间纠纷不去衙门打官司者，均到茶馆请长辈、德高望重的乡里人作公证评理，判是非输赢，输家给茶钱和礼信钱。

③见《皇朝文献通考》卷30《征榷考·茶法》，武英殿聚珍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④此表采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第37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12月，本表略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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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燕朝西]

收稿日期：2015-12-30

作者简介：李映发(1940—)，男，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科学技术史。

中图分类号：K24;TS97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6)02-0049-07

On Sichuan Tea and the Rule of Country in Ancient Times

LI Ying-fa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Sichuan and Hubei were the mian tea production areas recorded in the Tang Dynasty book , The Book of Tea. As of the Song Dynasty, tea drinking had been popular among the ordinary people. For the finance of the Song administration, taxes from tea and salt were second only to that from the land. What’s more, Sichuan produced tea was the supporting section of the country’s finance which was supported by tea-horse trade model. Back then, Sichuan was also active in tea trade. Thus tea and its trad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coordin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Sichuan tea; tea-horse trade; rule of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