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袖藏“金石”—扇骨上的晚清文人风尚

□ 梅松松

图1 蔡照制竹刻摹砖文人物扇骨嘉德2017秋拍 成交价25.3万元人民币 中国嘉德供图

图2 杨澥制竹雕摹古器铭扇骨嘉德2017秋拍以28.75万元成交中国嘉德供图

2017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逸炉：古器雅集”专场，一批清中后期的文人折扇精品亮相，其中有不少精工制作的竹雕扇骨，多系近代刻竹名家之作，如杨澥、蔡照、陆俨少、支慈庵等。（图1、图2）这批良作扇骨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充满“金石味”，小小的怀袖雅物成为竹刻能手与文人墨客施展技艺与抒发志趣的载体，在一展一挥中，摇曳出19世纪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与好古风尚。

扇骨上的“金石”风

近代著名竹刻家金西厓在《竹刻小言》中提及“清代晚期，在雕法大备之后，竹刻仍有发展，以题材而言，小象写真及摹刻金石，均为前期所罕有”。清嘉道以降，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巨变，“康乾盛世”的余晖并未引发新的王朝崛起，却催生了乾嘉以后“金石文化”的繁荣。19世纪后半叶，已成为显学的金石学不断深入人心，尤其作为金石学参与主体的文人士大夫，金石文化已浸透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折扇作为文人士大夫的常用雅物，受其金石之好的影响，除扇面书画外，在扇骨上雕刻金石者蔚为大观。

综观晚清以金石为饰的扇骨艺术，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独树一帜。可从以下方面视之。

第一，扇骨雕刻在表现“金石”的内容方面，覆盖全面（图3）。

一是三代铜器。这其中，一类是摹刻已出土或传世的上古青铜器型，如鼎、爵、壶、盘、钟等，另一类则是缩摹古铜器铭文。此类以古代青铜礼器为主，后拓展至古代金铜制物，器物年代也由三代之上延至汉晋。

二是秦砖汉瓦。主要摹刻秦汉时期的带铭砖瓦，摹其型，刻其铭，追慕古风。涉猎广泛，如古塚砖、铭文砖、瓦当、画像砖、陶瓦器等，最常见者为汉晋铭文砖。

三是古泉宝货。以有收藏价值的历代钱币为主，兼有钱范。先秦的刀布铸币，秦汉的半两五铢，新莽的货泉，唐宋的纪值钱与年号钱等，不一而足。

四是碑帖法书。摹刻历代碑碣，如晋唐法帖、造像碑刻、名家手迹等。

五是历代玺印。涵盖先秦名章古玺、秦汉封泥、明清印章等，或摹刻印玺之立体造型，或取法原作仅摹印文。

六是杂项古董。内容极丰，战汉带钩、秦汉符节、汉唐铜镜、犀角瓷玉、造像兵器等，繁杂多样。

七是金石风的书画。以海派书画或具金石风貌的作品为主，往往诗书画印具备。部分扇骨上还出现了脱胎于金石之物的仿金石作品，并非真实古物，多为取其型、意的再度创作。

由上述归总可知晚清扇骨上的金石题材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金铜、砖瓦之属，随着明清官私收藏的快速发展，古物收藏的门类日丰，清代“金石”的内涵被极大拓宽，“金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收藏品”的代言，凡是可纳入鉴藏范畴的古器物，均为金石学家所乐道。刻竹者所关注之金石，正是时人争藏的“热门”之物。

第二，扇骨上的金石题材在表现形式与艺术效果上变化多样。总结有三：一是直接摹刻原作，追求塑形刻字之形肖；二是作拓印效果，以竹代纸，以刀拓刻，无论所摹刻器、铭，宛若手工捶拓而成，斑驳、锈蚀无不摹真，这一点在扇骨雕刻上频繁出现，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刻竹艺术风格，出现诸多专擅此技的竹刻家；三是作平面写画效果，以刀代笔，求金石神韵，此类延续了传统扇骨表现文人意趣的内容，以金石入书画，别开生面。

第三，在艺术创作上，扇骨虽小，艺术构思与创作形式却大有天地。或作独幅，摹刻某一类金石；或作组合，仿“博古图”“清供图”“八破图”等绘画形式（图4）；或将金石图形与收藏款识、题名等同刻，犹如鉴藏小识。作为竹刻艺术的一个分支，以金石为内容的扇骨雕刻，成为晚清展现金石艺术的特殊载体，既与其他如臂搁、笔筒等竹雕门类，又与平面的金石书画艺术一道，彼此借鉴，互相浸融，共同展示着晚清推重金石的世风面貌。

第四，为实现对金石题材特殊造型与艺术效果的追求，带动了同期竹雕技艺的创新与艺术语言的形成。如为表现摹刻吉金砖瓦铭文或摹刻金石形状而呈现立体的效果，传统的深浅浮雕、镂雕等已不能满足艺术需求，新的以“隐起”和“减地”为特色的雕刻技艺快速发展起来，刻竹者往往施以“隐起阳雕”“减地阳雕”“陷地线刻”的技艺，来实现塑造需求（图5）。与此同时，在雕刻的视觉效果与艺术效果上，为达到吉金苍古、铭文患漫、砖瓦残破的效果，在隐起与减地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展出糙地雕刻，进而细化为砂地、核桃地、桔皮地等多种技艺，虽摹刻在型，却更显古意。

此外，晚清大量出现的金石题材的竹雕，在金石学大背景的影响下，受金文铸刻、陶瓦刻塑、印玺篆刻、碑版摹勒等技艺以及金石文字的时代发展面貌等因素影响，更侧重于对金石技艺的借鉴，或以刀代笔，而有书写之风，或呈现铸刻效果，金石味极浓。并且善于借鉴同时代的文人画的笔墨趣味与带有金石气息书画作品的艺术特质，突出意境与古趣，形成独具特色的竹刻装饰语言。

第五，与扇面绘画发展为独立的绘画艺术形式一样，金石题材的扇骨雕刻也大有从一般扇骨雕刻脱离而独立发展之势，金石内容的装饰不再仅代表新素材的出现，更是宣示了与时代相契合的文人竹刻与刻竹藏用群体的心态。这或可透过金石题材的扇骨洞悉时人热衷于此的原因。

一是研摹金石文字。晚清金石学家对金石文化的研究视角多样，在以物证史的同时，也会从赏鉴的角度出发，品研金石。与传统摹拓金石一样，在扇骨上雕琢金石之器或铭文，也是研习古物、表证心得的一种手段。

图3 晚清民国时期扇骨常见金石题材一览

图4 吴昌硕笔下博古图 晚清同类题材的书画作品大量涌现 体现了文人鉴藏与艺术创作上的关联

二是展示私人的金石收藏。一些文人士大夫会将其得意藏品亲自或命刻工镌刻于扇骨之上，这成为金石学家除以著书立说、传拓鉴藏等方式来推重金石文化之外的又一手段。江苏吴县的刻竹名家沈筱庄就曾受其友俞语霜委托，将俞氏收藏的毛公鼎精拓本缩临于扇边，“越三月刻成，凡四百七十九字，字形虽细，精神与原本不差累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图5 扇骨上的减地阳雕、隐起阳雕等技法细节

图6 韩潮制竹刻行书扇骨

三是弥补收藏缺撼。对于不可得的宝重金石，时人多以可做替代的金石拓片来聊以慰藉，或从金石书画于名家庋藏摹本中寻求，将非己之藏的金石摹刻于扇骨之上，日日摸索，无论是在手在心，可满足痴好金石者的拥有与满足感。

四是显示金石之友间的鉴藏活动。晚清金石藏家之间的交往频繁，往往互示所藏，展玩品鉴，一些竹刻金石内容即问世于同好者赏鉴之后，作金石扇骨互为赠送或留念，亦是“送人扇骨，金石留香”的雅事。

当然，除上述情况外，金石考据在晚清之际已成为文化符号一种，尚古情结频频出现于晚清的文化艺术中，金石普遍成为士子文人的志趣所在与精神托付。扇骨上的金石内涵，恰是展示晚清文人思想的一个层面。作为怀袖雅物的折扇，在晚晴文人群体中的使用已极为风靡，在那个以金石为尚的年代，文友之间相约于山亭小园，雅会之余，折扇一摇，掠过的不只是惬意徐来的清风，更有箑边上闪烁金石的无限风雅。

箑边金石 佳作传世

擅制金石风格竹雕扇骨的艺人在清季不断涌现，他们或为金石、书画家并善刻竹的“清客”，或为职业刻竹的“作家”，褚德彝在其《竹人续录》中多有记载，著名者如韩潮、杨澥、周之礼、蔡照、石骐、王素川、佛作舟、胡钁、释达受等。而诸如张廷济、赵之谦、吴昌硕、陈曼生、任熊等金石书画名流，也多与制扇人和具“金石风”的扇骨结缘。刻竹人以其高超的技艺与对崇古精神的追慕，在传统竹刻艺术发展进入低谷的晚清，为传统刻竹艺术带来一抹亮色与生机。

晚清擅制金石题材扇骨的竹人，多具共性。

首先，多来自相同的地域。集中在江浙沪地区，以浙江嘉兴、上海嘉定、江苏吴县等地最为显著，历史上在这些地区先后形成了以嘉定、金陵、嘉兴等地为中心的竹刻流派，为历史悠久的竹刻艺人的摇篮，三地竹刻既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又有技艺上的承袭与发展。加之明清以来文化艺术重心的不断南倾，尤其清后期海上画派的兴起，直接影响到竹刻艺人的审美与实践，刻竹的“金石风”与江浙之地金石文化积淀之形成互推作用。擅长金石刻竹的尤以后来居上的浙派竹刻艺人最具代表，如韩潮、朱宝骝、张辛、蔡照、释达受、胡钁等。

图7.1 杨澥题拓

其次，多具文化学识。江南之地的传统文化氛围，滋养着竹刻人，其多为生员，识文读书，工书善画，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白文贵在其《蕉窗话扇》中对制扇骨人的学养及成就加以强调到：“作者工书善画，自不待言，偶镌旧作，或咏新什，益增韵致，冶金石、书画、文学、艺术于一炉，始称登峰造极”，由此所具备的刻竹者的博雅自与市井匠工所制之物意趣殊异。这一点对于扇骨雕刻的“文气”与“金石内涵”极为重要。

图7.2 杨澥制竹刻书法扇骨

再次，多有金石之好，或与金石藏家、金石书画家交。一些竹刻家擅摹刻金石，或有传拓、鉴赏金石的本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刻竹艺人对同类题材的把握。加之从金石入手，将篆刻、拓印等技艺融入雕刻，又促成晚清竹刻的“金石技”与“金石气”。部分刻竹家往往与金石鉴藏家或金石书画大家往来，交流研究心得。丰富的金石阅历、开阔的收藏视野，再加之过硬的雕刻技艺，增添了金石竹刻艺术的厚重感与文化内涵。如由晚清入民国的近代刻竹大师张辑如即多与吴昌硕、褚德彝等交，切磋技艺。

晚清善于扇骨雕刻金石者，以韩潮、杨澥、周之礼、蔡照、胡钁等人为翘楚。

韩潮，字蛟门，浙江归安人，生活于嘉道时期。《竹人续录》称其能于扇边刻行楷数百字，并“尤善摹钟鼎，款识阴阳文，浑朴无比。”他曾拜西泠治印名家奚冈为师，学习治印。为学有所成，他搜集商周鼎彝铭文及汉魏碑版拓片，并虚心求教于金石大家，据记载他曾将文士高爽泉藏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及阮元嘱六舟和尚摹刻的所藏吉金拓片借走临摹、研习。在治印终成的同时，他对金石古物及铭文碑版的了解，使其创作同类题材的扇骨雕刻等，信手拈来。他将治印边款的用刀、刻法施于竹上，吴昌硕曾评价其刻竹技艺“篆籀行楷，唯意所适，无不佳妙，逸态横生。”（图6）

图8 周之礼制竹刻摹古器铭文扇骨

杨澥（1781～1850年），原名海，字竹唐，号龙石，江苏吴县人。《墨林今话》称其“善篆刻，为江南第一名手”。他生平好搜访金石，考证校订，对鼎彝碑版、砖瓦铭文有较为丰富的阅历与见解，这令其在雕刻金石题材的竹刻作品时，驾轻就熟，他常把治印技法与体会融入创作，别具一格（图7.1）。上海博物馆藏藏其《竹刻书法扇骨》（图7.2），上有摹古琴铭刻文。一面阴刻行书“东山之麓，可以鼓琴。声闻于天，鸣鹤在阴”，另一面阴刻“南薰”二字，并落款：“古琴铭。摹奉砚耕仁兄清赏，吴江龙石。”有刻印“石公。”杨龙石以篆印刀法入，将浙派治印风格与秦汉隶书趣味合为一体，苍劲古雅，文气十足。

周之礼，号致和，又字子和，江苏长洲人，活跃于光宣之际。后因染毒瘾，去世较早，故其作品存世者较少。由于他精于摹刻金石，在清末名声斐然，褚德彝在《竹人续录》中评价其摹刻金石文字，能将金石残破与缺失处摹刻逼肖，雕刻金石的效果犹如拓印而成，技艺非凡。这可由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竹刻摹古器铭文扇骨》一窥其技（图8）。该扇骨两面均摹刻古铜器，作摹拓效果，一面上部以减低阳刻手法刻汉书“言府弩机铭”及阴刻楷书题识；下部阳刻“唐领军卫道渠府鱼符”并题识及“子和”印。另一面上部阳刻布币及“永通万国”钱范；下部以阴刻书法摹汉洗篆书“大吉昌宜侯王”，上下各有题识及刻印。扇骨构图饱满，技法多样，尤其对拓片效果的追摹，真实自然，巧技自现。

图9 蔡照、任熊合作扇骨拓片

图10.2 胡钁制竹刻虎符、铜器扇骨

蔡照，字容庄，浙江萧山人，活跃于咸丰至光绪间。他善篆隶、刻印、刻竹木，并精于鉴别金石文字，有评言“他如摹勒碑版，罔不精妙”。蔡照与金石画家任熊的合作，已成为艺坛佳话。他们二人创制的金石风扇骨，往往书画合璧、写刻结合、古今相参，意趣高古。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二人合作的扇骨（图9），一面以蔡照专擅的阴线浅刻再现任熊所绘山水，一派平远之境。并有题款：“明斋属，伯安画，容庄刻，庚辰九月”；另一面则陷地浮雕篆书：“始皇帝其于久远”，并于旁阴刻行书“抚秦量铭七字阳识刻之，即请”，下部有阴刻款识：“明斋老兄，我师吕充挥暑之用，并求较正，容庄弟记于西河近圣人居。”他二人还曾为萧山王龄刻扇骨一百柄，取材多样，面貌丰富。

图10.1 吴昌硕题拓卷局部

胡钁（1840～1910年），字匊邻，石门人。工诗书，善治印，与吴昌硕有金石之交，其治印可与吴昌硕相媲美，刻竹与蔡照不相上下。《竹人续录》言其一门风雅，其子及儿媳均善刻画金石。胡钁的竹刻扇骨，金石题材多有缩摹汉晋古砖者，史记其与吴昌硕一样有砖癖，好藏古砖，如汉永宁砖、吴赤乌砖、晋四面永嘉砖、晋建兴断砖等。（图10.1、10.2）

如果说在扇骨上雕刻金石内容起兴于乾嘉，兴盛于嘉道至清末，而其余绪则一直延至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上述晚清扇骨金石雕刻名家外，清末的徐三庚、丁文蔚、任远、陈春熙、朱芾，以及进入20世纪的张辑如、谭维德、金绍坊、支慈庵、庞仲经（图11）、黄山全、汤岱山、杨云康、冯力远等等，均有同类题材扇骨遗世，这条从乾嘉开始的包括扇骨“金石”在内的艺术风潮，前后持续近百年，见证了传统文人刻竹最后的兴衰。

小结

扇骨雕刻金石，既是晚清竹刻艺术的一类特殊题材，反映了清末以江浙沪地区为代表的竹刻艺术成就，同时作为晚清金石鉴藏与艺术发展的一种现象，扇骨金石刻艺又从一个个案的角度展示着晚清文人对金石的热爱与艺术创造。由扇骨上的金石雕刻艺术，或可窥见近代士林与艺林风尚之一斑。一方面反映了时人对金石拥有与藏鉴考据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符号化的艺术形式，反映出金石文化在近代发展的面貌与影响。

有清一代，金石学的全面复兴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时代因素。明清以来官私收藏的活跃、更多金石古物的“重见天日”、考据经史的客观需要、书法碑学的勃兴，乃至清代严酷的“文字狱”及西来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冲撞等，都对清代金石学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清代金石学成就瞩目，参与人群更广泛、涉及研究的金石门类更多样、研究成果更丰硕、对金石之好的文化转换更多元等。在这一大势下，晚清的文人士大夫借金石言志者甚夥，嗜古成癖者更是不胜枚举，如阮元、张廷济、陈介祺、吴大澂等，他们鉴藏活动涉猎金石范畴之广、影响之远，波及到以技艺立身的竹刻艺人，进而影响包括扇骨雕刻在内的金石艺术的发展。

图11 庞仲经制竹刻摹古彝器扇骨

不可否认，金石学的起兴对清代尤其晚清文化艺术的发展创新所起到积极作用，金石图像已作为一种创作的题材，从瓷器装饰、家具建筑、服饰纹样、书画创作等，广泛出现于晚清的生活各方面，扇骨上的金石只是进一步丰富了金石题材的一种表现手段，彰显了文人志趣。更重要的是，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金石学在晚清承载的文脉符号通过文人习以为常的折扇等用具被不断强化，金石之属作为怀古、续古的理想媒介，已在世风巨变的大潮中，烙印于文人士子的心底，文人对残铜断瓦的痴迷如醉，所折射的不是其简单的抱残守缺，而是在时代巨变中对文脉延续的期许与唱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