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翻译汉译英现状研究

王向阳 左传果

关键词：中国典籍;翻译;现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于典籍，典籍是伟大中华民族生活智慧、哲学理念的重要承载。典籍不仅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象征，而且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不断繁荣的根本基础。中华民族典籍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各民族口头典籍，另一部分为各民族文化典籍。作为中国文化不容分割的内容，典籍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任务。

一、典籍的概念

南开大学教授王宏印首先提出了“中国文化典籍”这一概念，并从三个角度对该概念进行了解读。

首先，中国文化典籍包罗万象，囊括文学、史学、哲学三大科目，并实现了儒家、道家、佛家的有机融合，兼具传承与开放视野。

其次，汉族文献占主要地位，其他民族文献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格局趋向多元化。

最后，以“统一”文明史的观念为标准，对典籍进行有效遴选。

从这三个角度的界定能够看出：但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獻典籍，基本上与“大中华文库”推出的书目相互契合。此外，中国典籍在兵家、科技、农业、医学、训诂等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这主要是由于这类典籍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积极进步。

二、中国典籍汉译英的作用和意义

（一）典籍翻译有助于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适应全球化的发展

21世纪作为人类文明的新纪元，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融合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要展现中华民族的独特个性。展现个性离不开语言-汉语的助力。在积极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时，我们也有责任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典籍翻译则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途径。

（二）典籍翻译有助于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和中国传统作品

回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历程，大多数情况下西方文化处于主动输出地位，中国文化都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我们用仰视的姿态吸收了大量西方典籍，然而中国典籍的向外输出之路却比较艰难。这使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陷入失衡的窘境。不同民族的互相尊重、彼此理解是互相交流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积极提倡“送出主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将中国典籍翻译为其他国家的语言，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意义重大。

（三）典籍翻译有助于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起，我国的翻译事业获得了长远发展，但是发展一度陷入失衡境地，并且出现了翻译人才素质不高、翻译人才数量缺乏等问题，这直接迟滞了中国典籍翻译的发展历程。目前，政府加大了典籍翻译的支持力度，不仅投入大量资金、更提供优秀待遇吸引各类人才加入翻译队伍，以形成高质量翻译队伍。所有这些都致力于促进翻译行业的稳步提升。

三、国内外中国典籍翻译现状

（一）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现状

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形成了鲜明的两级走向，1949年以前，身居海外的华人将中国文化典籍进行英译;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翻译家将中国文化典籍进行英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些文化名士由于时局变化前往香港，在香江从事着绵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这些名士大多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长大，秉持新儒家理念，注重心性义理。力图恢复儒家的传统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陈荣捷和刘殿爵是其中的佼佼者。陈荣捷以美国大学为阵地，在其间讲述中华文化，宋明理学是其主要研究方向，佛学也多有涉猎。他将了《近思录》《传习录》《北溪字义》等进行了翻译。陈荣捷之所以在美国大加推荐宋明理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缩影，最具思辨特质，刘殿爵的学术阵地主要有两处：英国与香港。他将儒家经典《孟子》和《论语》以及道家经典《道德经》等进行了英译，刘殿爵的翻译风格精悍、言简义丰。深受读者欢迎，因此其翻译作品销售量巨大，刘殿爵为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思想解放的步伐越来越大。从国外源源不断地引入众多书籍。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语翻译之路才逐渐有起色，且保持着迅猛的发展势头。诸子百家的名作《老子》《庄子》《论语》等英译本不断涌现出来，关于诗歌的英语翻译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其中以许渊冲韵译为主要代表。但是由于理论性过于浓重，其作品并未引起重大反响。王宏印的翻译致力于维持诗歌内在的气质，且努力突破前人的藩篱。总之，这批翻译者不但注重原作意韵的精准传达，而且始终关注读者的接受。这些翻译文本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向，在国外未能掀起重大波澜，这种情况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逐渐改善。

（二）国外中国典籍翻译现状

20世纪是工业文明不断发展、持续前进的时代，所谓利弊相生，社会内部潜藏的矛盾越加突显出来，社会变革使人们的思想从旧有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使人们陷入了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之中，涌现出各类理论学派与各种文化潮流。如英国出现了“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美国出现了“意象主义运动”。在这类文化潮流的影响下，各类中国文化英译作品不断涌现出来，如1816年，阿瑟.韦利推出了Chinese Poems，作品一经问世，便吸引了无数读者的追捧，韦利乘胜追击，于1818年推出了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这两部作品使韦利的翻译地位得以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迎来了难得的“和平与发展”时期，尤其是欧美等国家，更是进入了经济飞速提升的阶段，人民安居乐业、思想动态活跃。基于此，各类学派相继涌现、各种思想潮流不断形成，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根基。总体而言，该阶段，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重要表现在于研究与翻译齐头并进。英国的格瑞汉、霍克斯，美国的安乐哲、宇文所安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了详细探究，并把研究结果融入翻译之中，使研究与翻译互相补充。

英国汉学家格瑞汉敢为天下先，首开这一先河。他将翻译对象聚焦在宋代大儒程颐、程颢两兄弟身上，并推出了《中国的兩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他指出：新儒学不仅加入了佛家思想、而且融入了道家思想。学术氛围非常浓郁。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然而传教士对这种情况却不以为然，因为其中没有出现上帝的影子。格瑞汉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分析新儒学的基本理念，其次对其展开系统剖析，最后推出自己的思想观念。他的成就之高，至今无人企及。

此处需要提出的是，将典籍的翻译者划分为中国人与外国人，仅仅是出于叙述层面的便利，并非学术划分。两者相互比较，能够发现：中国翻译者思索的主要出出发点在于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外国翻译者则更钟情于学术探究。两者在翻译上的侧重点明显有较大差异。如果两者能够有效结合起来，最终呈现的效果可能更为出色。而这离不开中外翻译者的互相交流与合作。

四、典籍翻译原则和方法

（一）原则

1.应遵循两种语言习惯和特点

任何两种语言都有一定的差异性，这对于典籍翻译来说，颇具影响。汉语、英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前者是一种话题显性语言，主动结构占主导，多使用短句子;后者是一种主语显性语言，被动结构占主导，多使用长句子;在将中国典籍翻译为英语时，必须关注两类语言的差异，尊重语言的特点，否则翻译内容可能会出现偏差。

2.遵循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

不同的文化背景包含不同的社会意识。因此可能会发生同一句话，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下，理解的意思完全相反或者存在差异。因此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要了解所要翻译文本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够尽可能地将翻译的文本表达出真实的意思。

（二）方法

典籍翻译作为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多种翻译技巧。有效利用这些技巧，能够使译文更为精确。一般来说，典籍翻译囊括三个流程：第一，熟识原文的意思与内涵;第二，将原文翻译为英语;第三，对译文展开修改，力求完善。在修改中，有必要采取对比翻译方法。比较普遍的翻译方法如下所示：

1.把汉语的动态语言转化成英文的静态语言

前文已经指出，英语与汉语两种差别比较大的语言系统。在英语中，应用频率较高的是名词以及名词词组。在汉语中，应用频率较高的是动词，而且连用比较常见。质言之，英语是静态型语言，汉语是动态型语言。因此，在汉译英中，有必要将动态语言转变为静态语言。

2.把汉语中的主动语态转化成英文中的被动语态

在英语中，凡是强调结果，必定离不开被动语态的使用。如果无法确定谁是动作的发出者，往往会应用被动语态。被动语态也同样存在于汉语之中，只是应用率不高。这主要是受到了“汉式思维”的影响。当面对主语不明确的情况时，汉语中会对主语进行省略。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不能明确动作的发出者，语言把句子转变为被动语态。

五、结语

20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发展态势异常迅猛。这也使中国典籍翻译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翻译成果推出周期短、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互联网的应用，使中国文化典籍遇到难得之机遇，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寻找到百年前的翻译版本，为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便捷。除此之外，网络词典、电子刊物的涌现，也让翻译呈现出崭新面貌。总之，思想与技术的进步让中国文化典籍翻译遇到百年未有之格局，可以预见：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1]张江.中国典籍翻译汉译英现状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0，33（20）：180-181.

[2]陈莉.近年《儒林外史》英译研究回眸[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04）：36-37.

第一作者简介：王向阳（1980-），男，汉，河南商丘人，讲师，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英汉对比与翻译。

通讯作者简介：左传果（1979-），女，汉，河南开封人，讲师，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英汉对比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