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AI的数字教材编制：伦理审视与风险化解*

郭利强 谢山莉

（洛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洛阳 471934）

一、引言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AI）在当下的广泛应用，得益于大数据驱动、计算能力的提升、深度学习算法演进等带来的数据智能和感知智能等方面的突破，可视为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数据科学、自动传感技术、机器人学等长期积累与相互融合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数据、信息的几何级增长，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智能教育，开发“基于大数据智能的在线学习教育平台”，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提供精准推送的教育服务，实现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定制化。2018年4月，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要求“构建智慧学习支持环境”，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汇聚互联网上丰富的教学、科研、文化资源，为各级各类学校和全体学习者提供海量、适切的学习资源服务，并将数字教育资源列入中小学教材配备要求范围。2020年1月，在教育部颁布的《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中，强调要“开展教材建设研究”，重点研究“信息时代新形态教材”。由此可见，新技术正在创新并引领教材的变革，AI 技术在教育领域深入应用的同时，也在催生数字教材形态的变革，并为数字教材编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与挑战。

显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为数字教材编制提供了新技术和新工具，但其中也隐藏着一定的伦理风险。1979年，乔纳斯（Hans Jonas）的《责任原则—试论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一书问世，引起学者们对技术伦理问题的广泛关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