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教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基于2006—2020年硕博学位论文选题与内容的分析

武晓伟 周 藓 孟雅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开始成为高等院校的“显学”。在我国，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无论是学科、学理建构，还是课程的建设，都处于起步阶段。“性别与教育”正是构建我国社会性别与妇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在教育领域中引进性别议题呢？第一，在教育领域引入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有利于破除教育领域的性别偏见。第二，教育具备解放人类思想的伟大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入性别议题，提高教育者与学生的性别意识，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不平等。

关于女性教育学的研究由来已久，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潮，女性主义将性别视角引入教育学体系，要求反映被压迫的女性的实践，要求重新审视女性经验，建立女性的主体性。[1]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学校中性别不平等现实进行了大量研究，逐渐形成了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流派。女性教育学是用女性独特的视角体验、考察教育问题，是女性主义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在早期，学者们主要质疑教育学基本理论框架和知识论，自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学者着手对学校实践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行实证研究，诸如课程设置、教师教育、教学目的和对象、师生关系等方面，成果颇丰。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我国积极践行男女平等的承诺，在教育领域不断推进性别平等，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世妇会推动着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视角、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得以运用，为女性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崭新的视角，丰富了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和解释向度。

2006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和妇女运动发展的重要一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展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教育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各级各类教育中女性人数迅速增加，为女性教育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十年之后，女性学界在2006年出版了《妇女发展蓝皮书——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1（’95+10）》。该报告指出，尽管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中国女性教育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2006年为分析起始年份，主要通过梳理2006—2020年间的硕博学位论文，回顾我国女性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以期对女性教育学的发展趋势做一展望。

一、研究概述

2006—2020年间，在中国知网论文库中以“女性”“教育学”作为检索词，在“主题”与“摘要”范围内进行检索，得到硕博论文共计372 篇。其中，博士论文71 篇，硕士论文301 篇。通过将“女教师”“女大学生”“女童”等女性教育学研究中的高频词作为关键词进行进一步检索，共搜集到文献342篇。相较于此前十年，2006—2020年间，女性教育学研究的论文数量有了明显增长，研究内容和领域也日益广泛。其中，涉及女性教育学理论的硕博论文22 篇；教育领域社会性别平等议题的硕博论文19 篇；主题为女童教育的硕博论文19 篇；与性别相关的教育研究有51 篇，包括性别与教科书、课程和教学等；关于女大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多，有硕博论文72 篇，涉及职业性别歧视、女性主体意识、女研究生的身份认同、学术与日常生活博弈等多个方面；主题为女教师的硕博论文共69 篇，主要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女教师，共有47 篇；从女性个体发展角度进行研究的硕博论文较少，有14 篇，重点关注女性领导力方面；职业教育阶段相关的硕博论文共22 篇；从国际比较视角进行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均受到关注，检索到的硕博论文有33 篇；从历史的视角梳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历程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共有硕博论文15 篇；对女性教育政策的研究近年来亦有所涉及，有6 篇。总结发现，在2006—2020年间，女性教育学研究总体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主题与时俱进，本土化特征较为明显。这一时期硕博论文的研究既有传统女性教育学关注的重点议题，如赋教育以社会性别；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本土化倾向是较为明显的，青年学者们聚焦于教育中的“真问题”，例如农村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中的性别平等问题，都有了更为深入的阐释。

第二，研究内容丰富，涉及的领域广泛，跨学科、多学科性突出，研究视角多样。在这几百篇硕博论文中，研究领域之广泛，运用跨学科、多学科的视角之深入，较之前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三，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取向。在这一时期，不少研究已经超越了量化研究传统和技术困境，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个案研究、访谈、口述史、生活史，以及人类学田野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等。相关研究不仅有历时性叙述框架，还有共时性分析，其中一些研究借助口述史等方法对具体微观的情境进行了深度描述。

第四，国外一些重要学者的作品和文献越来越多地被中国青年学者引介、翻译以及评述，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的相关研究，女性教育学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主要研究内容

（一）女性教育学理论研究

1.女性教育学的理论发展

2006年以来，女性教育学的学科背景、理论起点及方法论等方面的概念和范畴得到了更为明晰的阐述，相关研究还进一步就其引入中国的过程、与中国女性教育学的关系等进行了剖析。如，刘爽阐述了女性教育学理论的内涵，她认为，女性教育学理论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流派，旨在用女性主义视角和立场去解释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与偏见。[2]蔡志峰分析了不同学派在教育领域中的观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主张改良法律与教育，逐步消除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教育体制与结构的组织是以男性及其价值观为中心建构的，必须消除教育中存在的不利于女性生存与发展的各种要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分析了生产方式、物质基础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系，提出把教育对象放在具体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背景下进行分析，并同现实的生产力状况联系起来。[3]张园园进一步指出，女性主义批判教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女性解放。[4]

除女性教育学的内涵和流派外，这一阶段的研究厘清了西方的“女权”等核心概念走向中国的过程，并对其影响进行了分析。万琼华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女权”概念和“女权学说”的引入及其本土化过程，剖析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曲折发展及复杂面相。[5]牛楠森以女性教育观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为切入点，分析当前教育研究观，认为其存在着教育研究主体具有男权特征、教育研究话语“去性别化”、教育研究方法实证化的倾向。[6]张馨月从思想发生的外部历史环境和内部思维逻辑两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解释它的发展逻辑，揭示了教育思维与教育现实互动的实质。[7]

2.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平等

2006年以来，关于教育领域性别平等问题的研究在量和质上都有了较大发展。沈瑞探讨了“女生优势”与“男孩危机”的议题，分析了教育对于促进两性平等的重要作用，提出学校应践行性别敏感的教育政策，提升教师的性别敏感意识，推行性别敏感的教材编制，打造性别平等的校园文化。[8]近年来的硕博论文在一些传统性别教育议题上也有所突破。比如，陈新叶的博士论文论述了高等学校中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比较了国内外高校的现状，提出了未来实施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主要措施。[9]奚晓露对传统的教育观和教学方法做了深刻批判，指出传统的教育观和教学方法造成对女性发展的不利，并通过大数据揭示性别平等在高等教育中的内涵。[10]章瑶从教育需求、目的、内容、性别知识的来源出发，指出当前高校性别教育的困境，提出采用“双性化教育”的构想，即重视性别差异，引导学生成为“完整人”，赋予女性主体价值，带动男性参与。[11]周珂对上海市高中阶段的性别平等教育进行研究，提出了校本课程开发、专题选修课及融入式教学等实施策略，为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性别平等教育提供了新视角。[12]

（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实践中的性别议题

2006年以来，国内硕博学位论文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实践中的性别议题的研究丰富而深入，主要集中在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三个方面。

1.普通中小学教育领域

中小学阶段女性教育学的研究聚焦于教师性别结构、女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农村女童和留守女童教育，以及教科书中的性别议题等。

在中小学教师研究方面，主要有中小学教师队伍性别失衡，中小学女性教师职业生涯发展、专业成长、教师角色、教师流动等问题。魏晓军以2005年河北省基础教育统计数据为基础，发现普通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女性专任教师比例达64.76%。[13]祝少琪探讨了城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性别结构，认为“女性化”程度较高，指出其与社会性别制度、传统性别文化建构、职业的性别隔离和刻板印象有着密切联系。[14]李长娟的博士论文通过教师叙事、访谈、田野观察、日记分析和生活史的研究，用社会性别的视角透视乡村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困惑和意义。[15]黄娟研究了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指出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压力源表现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不佳，社会对教师的职业期望和要求过高，教师需要应付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各种检查、评比，教师职业需要不断倾注情感，以及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等方面。[16]唐春香针对当前中学女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展开质性研究，认为影响其发展的性别文化因素，在社会层面，是“男强女弱”的文化传统观念，“回归家庭”的社会舆论渲染，生育、退休的社会制度制约；在学校层面，是“男将女兵”的学校管理制度,“男高女低”的职业形象定式,“理性教师”的专业评价尺度；在家庭层面，是“男外女内”的劳动分工，“贤妻良母”的角色限制等。[17]

这一时期对女童教育问题的研究聚焦于农村女童，尤其是农村女童义务教育的机会获得、性教育、家庭教育等问题，多以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为主。同时，少数民族女童、留守女童的教育问题也受到重视。李旺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农村女童义务教育中存在入学率低，入学后巩固率低、流失率高，在读女童人数随年级升高呈递减等问题，认为传统性别文化影响、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农村学校教育质量低、农村籍女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等，是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18]李丹对重庆贫困农村初中女生性教育的研究发现，女生对月经期间的卫生保健、避孕、性冲动处理等相关知识了解不全面。家长性观念保守、与女儿沟通少，学校专业师资匮乏、教育内容单一等，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19]叶庆娜关注留守女童问题，指出女童面临较大的劳动负担，需要承担家务和田间劳动，她们安全感差、孤独感高，尤其是年龄大和情况特殊的留守女童更值得关注，农村性别文化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20]朱文华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彝族女童辍学问题进行研究后发现，导致女童辍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生长环境艰苦，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对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缺乏适应性，自我认知能力不足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等。[21]

教科书（教材）、学校课程与教学过程一直是女性教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的硕博论文对教科书的研究继承了女性教育学研究传统，进一步揭示了教科书中所隐含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的问题。龙娟和周君两篇硕士论文研究了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龙娟分析了人物形象的呈现，认为教材中存在着隐性性别歧视以及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22]周君的论文则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鄂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多个方面进行统计，发现其偏重于对男性角色的选取，而且人物角色形象存在性别刻板印象。[23]张旖轩对人教版小学、初中、高中的三套语文教材的插图做了统计，认为从小学阶段到初中、高中阶段，男女两性人物焦点插图数量差距越来越大，性别偏见越来越突出。[24]项方勋以影印《女子国文》全六册教科书中的选文以及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指出该教科书中虽然出现了较晚清时期更为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角色，但其内在表达仍是男性话语在裹挟国家民族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对女性提出的责任要求。[25]

在课程方面，这一时期的硕博论文中出现了若干指向性别课程开发的创新性研究。例如冯采玲的论文论述了普通高中性别课程的内涵，在高中阶段开展性别课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在新课程理念下开发普通高中的性别课程。[26]

在教学方面，硕博论文集中于课堂教学情境中性别平等问题的研究，既关注学生学习中的性别维度，又关注教师教学中的两性特征。胡白云的博士论文借鉴女性主义的解放分析模式，构建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教学民主——解放式教学民主，提出了解放式教学民主的实现路径和策略。[27]韦希论述了女性主义主张在和谐音乐教育世界中运用“圣杯式”的思维概念，即开放性、包容性、对话性和差异性等，以弥补音乐教育中存在的等级观念和科层制度的男性“剑”式思维的缺陷。[28]周英和蒋琛对教师课堂话语性别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周英认为女性教师比男性教师更能够营造一种开放、平等的教学环境[29]，蒋琛则指出女教师应注意对课堂进度的把控,在提问上避免琐碎、重复的提问,尽量精简问题与语言,使课堂安排更有序科学[30]。

2.高等教育领域

高等教育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教师的职业性别隔离、女教师的生存状态与职业发展、女大学生的诸多困境等方面，少数研究还关注到高校的课程与教学中的性别问题。

关于高校女教师的研究，单婷婷根据南京14所高校4505 名教师的统计数据，运用指数分析揭示了不同层次高校之间存在着横向隔离，随高校层次上升，男性教师所占比例也上升，研究型大学男性教师比例最高；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横向隔离，人文社会学科女性教师所占比例较高；高校教师纵向隔离程度较高，随教师职称水平提高，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在正高级职称层次，男女教师之间的性别隔离更为明显。[31]苏娟通过个案的方式揭示了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样态，指出与男教师不同，女教师的家庭生活尤其是怀孕生子等因素会严重影响其学术生活常规秩序，同时社会期盼、传统文化形塑的女性角色等，也影响着青年女教师的自我角色定位，让她们在职业晋升中处于不利地位。[32]焦霞蓉调查了6 所高校400 名“80 后”已婚女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这个群体存在着心理抗压能力差、生理与心理疲劳严重、人际关系敏感等健康问题。分析其原因，职业性别隔离的存在导致女性教师在收入分配、晋升空间等方面的障碍，加上社会赋予女性的传统性别文化和角色期待，使高校青年女教师成为心理疾患高发人群。[33]唐文焱从文化视野角度对高校女教师的身份困境进行了研究，指出高校女教师身份受到男尊女卑的生命价值、双重标准的成功价值、反向抑制的母性价值等性别观建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均以文化再生产制度的方式型构着女教师身份，性别化的时间也规制着女教师身份。[34]

与时代发展同步，2006—2020年硕博论文对女大学生的研究也出现新的变化，尤其是2010年之后，对于女大学生的研究主要涉及媒体舆论、价值观、就业、婚恋、消费等多个方面。

互联网时代媒体舆论中的性别议题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如《女大学生在新浪微博中的自我呈现》一文，讨论了互联网的普及在引导社会性别舆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媒介中所塑造的女大学生的形象特点、成因及其影响等。[35]《女博士网络媒介形象分析与实证研究》一文，主要针对网络媒介对女博士的形象塑造存在某种“妖魔化”“边缘化”倾向进行了研究。[36]史小琳认为，“90 后”女大学生对女性刻板化印象、传统男权视角束缚女性的内容进行了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自媒体生产者按照受众选择的内容类型进行生产。[37]

女大学生就业问题仍是硕博论文选题的焦点。高霞光对湖北省部属高校女大学生就业期望进行描述与特征分析，发现客观社会环境因素和女大学生个人原因共同影响着女大学生的就业期望。[38]余轩提出解决女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的对策，如增加女性就业机会、树立主流社会性别意识、建设女性特色课程体系和唤醒女性主体意识等。[39]

女大学生价值观及价值观教育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并紧跟时代热点。例如，吴双指出，“网红”现象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女大学生的女性意识觉醒；另一方面，也会冲击女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引发她们审美观的异化，造成女大学生的消费观误区，影响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40]

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尤其女博士的婚恋问题同样引发了较多关注。刘冲认为，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加大教育成本来提升自身在社会中的竞争力，然而在“婚恋市场”上，女硕士群体由于其年龄和学历，在择偶上存在一定困难，产生“婚姻挤压”现象。[41]朱伟提出“高学历剩女”的概念，认为其本质是男权主义通过媒体传播建构而成的一种性别话语。[42]王慧利用2016年CFPS 数据，针对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其婚姻决策的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接受额外多一年教育并不会改变女性是否结婚的决策，只会导致平均婚姻年龄短暂延迟0.14年，而且这种推迟效应远远低于男性。[43]

3.继续教育领域

继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女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问题上，但涉及女性的群体范围较广，包括农村女性、城市务工女性、知识女性等，其中对农村女性继续教育的研究较为突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外来女工”的教育问题随之进入硕博论文选题。陈琛的研究指出，社会制度、政府政策、城市教育保障的缺乏、个人职业、性别观念、“小农意识”等，都对“外来女工”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4]不少硕博论文聚焦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女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问题。郭旭采用教育叙事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三个农村女性的叙事经验，揭示出她们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前后的变化，从受教育者角度反思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45]张哲学构建了一个两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指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让子代在义务教育阶段得到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其考上大学的概率及今后的收入水平。[46]徐腊梅研究贫困地区女性的教育溢出效应，揭示了女性教育溢出的三个主要途径，即决策优化、家庭文化资本积累及增强社会互动。[47]

（三）历史与比较视野中的女性教育学研究

1.历史视角下的女性教育学

2006年以后，不少青年学者运用历史方法进行研究，历史各阶段女性教育的经验、教训都成为女性教育学研究的焦点。郝丽洁指出，春秋时期的贵族女性仍局限于家室范围内活动，接受知识、道德规范、礼仪等教育，“学女事”，为出嫁做准备。[48]肖龙通过研究汉代女子教育的思想、内容、发展、影响、价值及启示，指出两汉女性教育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和政府教化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书籍的丰富，呈现出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受教育阶层更加广泛、教育方式更加多样化的特点。[49]张雪总结了唐代仕宦阶层女性教育的特点，即家庭教育与社会教化相结合，宣扬男尊女卑等纲常礼法，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的，教育要求与现实状况差异较大，教育存在时空差异等。[50]洪玲关注民国时期的女性教育，以广东为例，指出民国时期女子受教育权的内容不仅包括普通教育，含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及留学，还包括职业教育、社会民众教育、军事教育等，门类繁多，其突出特点为女性教育理念行政化、教育体制系统化、教育水平差异化及受教育群体平民化。[51]李青风指出，女子学校的出现、教会教育、地方有识之士的推动和女性报刊的出现等因素，构成了民国时期山西女性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52]王纾然运用叙事研究法和口述史的方法，对20世纪上半叶上海女性的教育与职业生涯发展进行了研究。[53]王丹丹通过研究发现，抗战时期甘肃女性教育的发展达到了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不仅扩大了国民教育规模，而且创办了形式多样的训练班、识字班。[54]

2.比较视野中的女性教育学

硕博论文对于国外女性教育的研究成果丰硕，覆盖国家广泛，既有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也有俄罗斯、尼日利亚、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涉及问题全面，涵盖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涉及就业、课程与教学、教育管理与女性政治参与、道德教育与伦理关怀等各类议题。例如，庞莹莹、姚琳梳理了19世纪英国女性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以及各类女性教育的存在形式与现状。[55][56]孙杰明论述了20世纪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背景、存在问题、主要特征，以及对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57]李慧娟对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英国教育领域中的女性地位进行了探析。[58]牟冰颖概括了美国女性领导力教育的特点。[59]牛蒙刚指出，美国大学女性校长经历了由“缺席者”“失语者”向“言说者”的转变。[60]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教育，优丽娅发现俄罗斯女性在参与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在担任教师职务及参与教育管理方面存在一定难度，高等教育系统拨款存在性别问题等。[61]张怡然针对独立后的印度女性教育发展进行研究后指出，女性教育发展初期宜优先实施成本相对较低的初等层次教育，但要逐步过渡建立起完整的女性教育体系。[62]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不足

第一，从这些年的硕博学位论文选题与内容上看，总体来说，女性教育学的研究与实践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诸如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教材建设等方面还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也未提到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议程上来，这些必然会束缚青年学者在这个领域的尝试。因此，虽然硕博论文数量颇丰，但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选题广度还是内容深度，都仍显薄弱。

第二，从学科分野上看，传统教育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教育学学者和研究的数量均比较有限，活跃程度也不足，尚未形成一个有力的研究共同体，更多是“单打独斗”，因此，难以在学术界形成一定影响力，仍处于边缘地带。

第三，从研究内容上看，女性教育学研究带有明显的实践取向和实用性色彩，偏重对显性教材和教科书的研究，对教师行为和性别角色期待的研究，对伙伴关系和男女学生行为模式的研究，对语言或大众传媒、书籍、报刊中的性别倾向的研究。但缺乏理论和哲学层面的研究，在探讨女性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教育在整个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中的作用、妇女教育研究的学科价值和政治价值、教育和社会中的性别压迫形式，以及重写妇女教育的历史和女性历史等类似议题上，还缺乏应有的深度。

第四，从研究涉及的学校类型上看，缺乏以女性主义视角系统研究我国女性高等教育的著作，且在改善措施方面，目前还没有把女性高等教育研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结合起来。[10]

第五，从学科发展的评价来看，女性教育学的产生顺应了女性寻求解放的历史潮流，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其同样带有历史局限性。首先，女性教育学带有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色彩、明显的女性中心倾向和政治革命色彩，这难免会破坏教育的纯净性。其次，现有对女性教育学的研究以解构与改造为主，但更需要对其进行建设，以避免秩序混乱。此外，女性教育学是按照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来构建自身的教育目的，凸显出教育价值观的视角局限。[7]

（二）研究展望

通过考察2006—2020年女性教育学硕博论文已经取得的成绩、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对于未来研究的趋向和展望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社会性别要解释有性别差异的人（特别是男人和女人）在教育权利和资源享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解释今天教育的出发点——两性的差异不是或不仅仅是自然的。当前教育中假设的儿童和学生常常是抽象的，忽略了社会性因素如性别、民族、阶层和城乡等对学生群体和个体差异的建构，由于这种忽略，甚至不能很好地证实教育领域内歧视的存在。

其次，重新阐释今天教育实践和理论中关于性别和性别差异的话语。在教育实践领域，教育的日常话语几乎被当代流行的性别话语所控制。例如，社会需要“淑女”和“贤妻良母”，教育中就要培养女生“有个女孩样儿”；社会上充斥着男性的科技霸权，在学校里就会有这样的情形：更多的男孩子学理科，更多的女孩子学文科、学师范、学护理。当社会文化在全力以赴构建“女人味”和“男子汉”时，教育就成为不断迎合“扬男抑女”的话语过程。这是教育现实层面亟须改变的问题。

在教育的理论层面，教育学自学科建立以来，就借助心理学和行为管理科学等学科成长。被“科学”理解后的两性智力、性格、气质、创造力、成就动机的差异，在教育学里成为教育的依据和原则，成为教育实现性别分化的依据。学校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分工一样，通过性别的分化复制社会性别。教育理论的研究这些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在理论上认可“尊重儿童”的原则，在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和教育方法上也关注不同学习成绩、不同城乡背景下儿童的需要。但是，性别的差异仿佛是最熟视无睹的差异。目前的教育理论以性别差异为教育的前提，而针对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解释却又十分缺乏，针对差异所采取的方法也非常肤浅和表面化。今天的性别差异只是被视为教育的“因”或“起点”，而不是被看作教育的“果”。今天的教育研究还没有去深入分析这些“科学话语”后面的社会权力架构，也没有去了解所谓“女孩样儿”的教育过程与社会上对女性的职业排挤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因此，用女性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解释这些差异正是我们未来研究和实践的任务。